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和通约,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通约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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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论是从“历时性结构”维度下,还是从“共时性结构”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存在融合与通约的可能.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放置在马克思主义的坐标系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选择指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更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去接合、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空变换维度上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赢获自身的跨越式推进以及实现二者更多的融合与通约.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A8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039-03
一
在我国,最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加以介绍并进行研究的当属中国科学院的徐崇温先生.早在1978年,徐先生就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修正主义思潮”.而后在他所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首次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他写道：“‘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在西方,但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相继失败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出来的.它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又反对共产国际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的见解.在哲学上,则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与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主要表现在‘左’的思潮的意识形态”[1]徐崇温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一种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反对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教条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力图在哲学与实践层面重构马克思主义,并在资本主义国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与策略的左翼思潮.此时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在意识形态视域下,学术界仍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作“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对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呢?下面我们将以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为例管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真”.
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独特构想中,他首先预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愿同意”是实施文化领导权的前提与基础.一个统治秩序的确立与巩固不仅仅在于对暴力集团的运用以及生产资料的绝对垄断,最根本的还是要让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自愿的”认同他们的意识形态.他在《狱中札记》中写道：“人们既没有忽视这种‘自发性’,更没有鄙视它.相反,人们对它进行教化、引导,并消除不良的外来影响.”[2]并且“这种‘自发性’和‘领导觉悟’或‘纪律’正是被统治阶级真正的政治行动”[2].只有在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里真正地建立起这种“自发性”,让他们主动地去认同并接受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文化领导权才能有进一步生发的根基,文化领导权才能获得合理的话语权.其次,在对知识分子的构成与功能进行深刻剖析之后,他将“有机知识分子”视为文化领导权的实施者.“有机知识分子”是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是指在社会变动的过程中,那些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础上与统治集团、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阶层.因为“任何在争取统治的集团所具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做斗争,该集团越是成功的构造其有机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越快捷、越有效”[2].葛兰西正是要借助于有机知识分子的这种强大的“同化与征服”功能,使那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传统知识分子”“自愿”认同并接受他们的思想.所以说,“有机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用以对抗、战胜资产阶级的强大“战斗堡垒”.再次,在将在西方社会绵延千年并一直属于经济基础领域的市民社会以一种崭新的视角诠释为上层建筑领域后,葛兰西将这个被其赋予浓厚文化色彩的市民社会视作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实施场所.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市民社会中常见的机构——新闻媒体、学校、公会、教堂等——接受文化知识、*道德、思想方式甚至行为方式的影响.而无产阶级正是要在市民社会中最大限度地掌控与充分利用这些机构宣传自身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夺取一直为资产阶级所控制的意识形态阵地,直至最终夺取整个社会的领导权.最后,对于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葛兰西则将其解释为“阵地战”,只不过这里的“阵地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术语,而是披上了一层政治与文化外衣.借助于“阵地战”的方式,无产阶级既可以有效地避免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牺牲,又可以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的改变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放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接受并认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以“阵地战”的方式在“市民社会”中开展的意识形态斗争是一项长久的、缜密的工作,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有助于无产阶级工作的开展.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葛兰西在系统地构筑他的文化领导权大厦时,对于用来建构文化领导权大厦的每一份原材料,他都忘记了进行可行性分析——例如资产阶级在遭受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时遭遇的顽强抵抗,甚至动用暴力机关迫害无产阶级,对此,无产阶级是没有足够的抗衡能力的.文化领导权的构想固然美好,但资产阶级不会给予文化领导权生存的空间,文化领导权根本无法成为现实,只能是个美好的构想.
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我们可以管窥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本性”：它继承并继续发扬着马克思主义那种本质的、革命的与批判的精神旨趣,将自己的视域聚焦在微观的上层建筑领域中,继续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精神.只不过他们只是在文化精神与哲学领域进行纯粹的理论批判,而无法将其真正付诸实践,“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3].从葛兰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剖析中,我们看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充分继承与发扬马克思革命批判精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这种批判的理论旨趣继承的维度上,它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谱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而并非“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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