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语言生活视角下语言规范观,这篇视角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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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自古便重视语言规范问题,语言规范观随着时代的不同,强调的重点也不同.传统的雅正观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新中国成立后代之以纯洁观,现在则出现了和谐观.文章试图梳理中国语言规范观的发展历程并加以分析其不同,探讨语言规范观变化的原因,和谐语言规范观对构建和谐语言社会的意义等.
〔关键词〕规范；雅正；纯洁；和谐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3-0020-06
引 言
对语言的规范要求是国家语言政策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会受其影响；反之,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也会作用于该国的语言文字工作.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即为规范,使合于一定的标准就是规范化.“规范”作为一个术语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频繁出现在我国的语文生活中.在此之前,“规范”一词在我国两千多年来关于语文问题的讨论中并不是高频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古代不存在语言规范活动.实际上,我国从古至今的语言文字实践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关于语言规范问题的讨论.语言的规范工作都是在一定的规范观指导下进行的,观念指导行为,行为体现观念.观念无所谓好坏,只有是否合适.文章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我国语言规范观念的流变历程及原因,探讨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视角下的语言规范观.
一、 语言规范观的流变
(一) 雅正观
“雅正”指合乎雅言而又能在字音、字义、字体各方面都没有错误.《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雅言”相当于今天所谓的“标准语”,“正”指文字的形音义方面的正确标准.据戴昭铭考证,“雅正”首见于《后汉书·舆服志上》：“汉兴,文学既缺,时亦草创,承秦之制,后稍改定,参稽六经,近于雅正”.[1]为了使人们作文合乎雅正标准,《尔雅》、《说文解字》、《切韵》等字书、韵书应运而生,这些书籍实际上就是工具书.《史记》、《汉书》等著作除了说史,更重要的是为人们提供范文,指导人们如何遣词造句.用文言写作的“经史子集”更是形成规模,大量的书面文献使得“雅言”形成了稳定的语言系统和表达方式,为后世文人推崇膜拜并努力效仿.《马氏文通》中的《例言》认为,“为文之道,古人远胜今人”.所以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选取的规范例句上至先秦两汉,下到韩愈,可见马建忠对韩愈之后的文章是不屑一顾的.雅正,是古人心目中的完美语文形式,是古人始终追求的一种理想.雅正观的形成和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先秦两汉时期开始形成的雅正观念无形中建立了书面语言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正所谓“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和书面语相比,口语不受重视.人们从不怀疑或非议古人的文章,甚至奉若神明,而对活生生的语言事实置之不理.这个时期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和“雅”相对应的就是“俗”.“俗”则是没有品位、没有价值的,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也正因为如此,和人们实际口语相符的白话作品为文人所不屑.语言不断发展变化,口语的变化速度要快于书面语,随着时代的变迁,书面语不能完全忠实描写和反映口语,尤其是对古文的尊崇,使得言文相左的情况更加严重.
一直以来,语言文字和士大夫们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息息相关,所以人们认为语言文字非常重要,甚至神圣.封建社会的一系列私塾教育,科举举士、八股文等都体现了人们对雅正的追求.书面语能力和科举挂钩,识文断字随之成为达官贵人的专利和特权.“雅正”是对有文化阶层提出的在书面语方面的要求.这时期的语言文字被上层社会垄断,语言文字成为带有标记性的特权产物,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语言规范根本和寻常百姓无关,百姓的语言使用情况没有人关心.于是无怪乎,19世纪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发现所谓文明古国原来是个文盲古国.
雅正观在我国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可以说雅正观主导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语文生活.17至18世纪在欧美各国盛行的规范语法（Prescriptive grammar）强调语言规范的稳定性,从净化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语言的任何变化都是退化的表现,很多语言学家编写语法著作力求规定并维护恒定不变的语言标准.中国传统的雅正观实际上和西方的古典规范语言学的观点如出一辙.语言是活生生的,发展变化不可能被人为抑制,言和文更加南辕北辙.当社会的实际语言生活和这种雅正观严重背离的时候,冲突就出现了.言文一致的要求,加之各种因素的催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三大语文运动：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二) 纯洁观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形势急剧变化,方言纷杂,书面语言的使用也很混乱,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人际交流,阻碍社会进步.新中国亟需有较高语言素养的人才,可是这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指导人们正确使用语言文字,普及教育犹如箭在弦上.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著名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2] ,这篇社论认为“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这种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是对于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的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纠正这种现象以建立正确地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所以“我们应当坚决地学好祖国的语言,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随后《人民日报》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这是建国后语言规范化工作纲领性和标志性的文件.此后几十年,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以此為纲展开.1955年10月25-31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罗常培、吕叔湘作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在1955年10月26日发表了题为《为促进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指出：这两次会议（指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及同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标志着中国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工作的开端[3].自此,“规范”成为我国半个世纪以来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词语,亦成为建国后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头戏.建国后,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以“纯洁”为基点,围绕“匡谬正俗”而展开.这个时期的规范观和古代的雅正观一脉相承.政府对语言文字工作的宏观管理力度加大,语言文字工作受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接连出台.195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研制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方言调查,《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等,无不是为规范化服务.“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成为语言规范的标准和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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