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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视域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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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日文化语境中都有“侠客”一词,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各具特色的“侠文化”观念,且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交流中互为观照.然而,受近代学人的影响,在中日侠文化比较研究领域,学者们往往选择以“东洋武士”或“武士道”作为中国侠义精神的参照对象.笔者认为,将“侠客”与“武士”这两种身份截然不同的群体并列共举,实乃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文化误读,二者的行为模式、精神内涵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不可等量齐观.若能回到中日“武侠”因缘形成之源头,关注两种文化形态形成过程中相互关联的具体文化语境,不失为一种更有意义的探讨.

关键词:中日文化;武侠;武士道;押川春浪;《武侠世界》

作者简介:吴双,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华师范大学教师,从事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基金项目:西华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资助专项“东亚视域下的中日侠文化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3D044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6-0157-07

“武侠现象”在中国存在已久.从历史的纵线而观,上起先秦,下至当代,所谓“侠”的踪影,不仅从未断绝,且在各个时代转型易貌,对中国人的心理构造发挥着深刻而显著的影响.唐代以来,侠客文学兴旺,历宋、元、明、清以迄民国,体有代变,而精神则一脉相承;民初而下,“武侠”颖秀,蓬勃兴旺,更极于一时.在这漫长不息的发展脉络中,“武侠”援引、吸收了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并结合民间武术、杂学之长,在文学作品的渲染下,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以其独具特色的题材内容、叙事结构及生命情调自成一类,可谓一种独立的小说类型.然而,武侠小说在中国虽然由来已久,在古代文献中也有“游侠”、“剑侠”、“豪侠”、“义侠”等种种名目,但直至清末之前,都尚未出现“武侠”一词.“武侠”作为一个复合词开始使用却始自日本.来源于日本的“武侠”与中国本土的“侠客”在内涵与外延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异.遗憾的是,学界在进行中日侠文化比较时,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实为对日本“武侠”的误读.本文拟依据相关史料,围绕中日两国文化领域的“侠客”虚像与实像展开深入探讨.

一、日本“武侠”概念之由来

台湾的叶洪生乃较早注意到“武侠”为舶来之词的学者.他指出:“其实,‘侠以武犯禁’固寓有武侠之义,但‘武侠’之成为一个复合词,却是日本人的杰作;而辗转由旅日文人、学者相继采用,传回中国.”[1](P9)此处叶先生所指“日本人的杰作”,即明治时代后期曾经名噪一时的通俗小说家押川春浪(1876—1914)及其所创办的《武侠世界》杂志上所刊载的“武侠”系列小说.押川氏在其作品中大力鼓吹东洋之“武侠精神”,受其影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梁启超所创办的杂志《新小说》之《小说丛话》专栏中,登载了一篇署名“定一”的评论文章,称《水浒传》“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2](P69),第一次援引了“武侠”这一外来语以颂扬《水浒传》开武侠小说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1904年,梁氏在所著《中国之武士道》的自序中也曾两度提及“武侠”一词.此后,“武侠”一词便随押川春浪小说的翻译而流传至中国,并在梁启超等人沿用揄扬之下,取中国传统侠义小说之长,迎来了近代武侠小说的黎明.

将押川春浪及其作品引介到中国的第一人,要数时任《小说林》编辑长的徐念慈(1875—1908),笔名“东海觉我”.在《余之小说观》中徐氏略谓:“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英雄自期.故博文馆发行之《武侠之日本》、《武侠舰队》一书之出,争先快睹,不匝年而重版十余次矣.”[3](P7-10)徐念慈更亲自翻译了《武侠之日本》、《新造舰队》、《武侠舰队》三部作品,并开始尝试创作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1在翻译的过程中,《武侠舰队》被改名为《新舞台三》,从《小说林》第二期开始连载到第十二期.此后,海天独啸子继续翻译《日欧竞争·空中大飞艇》,译为《空中飞艇》.由此可见,中国近代武侠小说之路,受到明治时代日本近代文学之影响,殆无可疑.

然而押川春浪究竟何许人也,其所著之“武侠小说”与中国近代以来所指的“武侠小说”到底有何联系?内容上有何异同?叶先生并没有进一步阐述.实际上,关于押川春浪及其作品的专门研究,在日本学界也寥寥无几.押川氏所开创的“武侠小说”,并没有能够像中国的武侠小说一样,自成派别、百花齐放,而仅仅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湮没在明治文坛的万花镜像之中.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乃在于其作品的思想内核,仅仅是特殊时代背景驱使下的产物,纯粹地宣扬明治时代的武士道精神和忠君爱国精神,因而注定不能历久弥新,其在形式与内容上与中国之武侠小说有本质的差别.

押川春浪,本名押川方存,出生于爱媛县松山市,少年时代曾热衷于阅读《水浒传》、《三国志》等中国古典名著,时常向《少年文库》杂志投稿.后经海军少校肝付兼行、少佐上村经吉的引荐,与日本近代儿童文学开拓者严谷小波相识,结成师徒关系,由此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明治三十三年(1900),押川春浪以《海岛冒险奇谭·海底军舰》(文武社)登上文坛,该作品次年即由大学馆再版发行,并相继创作了六部续篇,集成“海底军舰”系列,一时间在日本文坛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明治三十七年(1904),日俄战争爆发,严谷小波推荐押川春浪担任《日露战争写真画报》(博文馆)的编辑,针对时事撰写时评和小说.战后,该杂志的性质由战时时评转向了《写真画报》,明治四十一年(1908)废刊.押川春浪在该社担任编辑长并从事小说创作.对他的创作历程稍加考察会发现,从1902年开始至1914年间,押川春浪一直都在从事“武侠小说”的创作,并且还创办了《武侠世界》杂志作为宣扬“东洋武侠精神”之阵地.其中,《海底军舰》、《武侠之日本》、《武侠舰队》、《东洋武侠团》等作品最为人称道.

然而,究其实质,押川春浪所谓的“武侠小说”,却与中国武侠小说的内容相去甚远,也不同于后来日本兴起的“时代小说”,其实质更接近于西方的冒险小说.受欧美文学影响,日本明治文坛中流行一种冒险小说的风气.押川春浪也根据当时的讲谈师真龙斋贞水的《空中大飞行艇》,撰写了速写作品《空中奇谭》,并且在其后所创办的《冒险世界》、《武侠世界》杂志上,将这一写作潮流大肆发扬.日本学者冈崎由美曾经指出:“因其深受法国作家维恩(凡尔纳·儒勒,Jules Verne)的影响,故在类型上更近似于科幻惊险小说,大都以现代的冒险家漫游各国、探索秘境为主要内容.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体育运动的全才,勇猛果敢,还富有正义感与爱国精神,这才是他所谓‘武侠’的真正内涵.”[4](P301)的确,正如《武侠之日本》中主人公柳川所说:“武侠是为维护自由、独立和人权而彻底对抗压制的精神,也是除掉横霸之徒而保护弱者的精神.为自己的利欲侵犯他国和别人的权利,这就是武侠的大敌.”[5]在此,“武侠”之意被诠释为日本与欧美列强相竞争过程中所激发的民族精神——“武”由剑道和柔道的日本传统武术来发扬,而“侠”则表现为一种高度自律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则寄予在作品中走向海外世界的冒险家身上.在当时,押川春浪作品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振奋日本国民的同时,也影响到在日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殷切地希望中国亦能从中汲取精神的能量,唤醒沉睡的国民精神,与外来强敌相对抗.这一点,从晚清以降的翻译文学作品的选材及文学创作实践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最为显著的例证是早期中国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江湖奇侠传》等所表现的强烈民族自尊与抵御外侮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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