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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胜阶段.但就在政治上、军事上节节胜利之际,伴随政治、军事胜利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以上海为中心的大城市的投机商的经济挑战.在他们眼里,连江浙财团支持的政府乃至抗战期间占领上海的日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遑论没有任何城市治理经验的人.于是,“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是军事打一百分,政治打八十分,经济打零分”等各种轻视经济治理能力的声音甚嚣尘上.
一场以上海为中心,后来被评价为“不下于淮海战役”的新中国经济第一战不可避免地打响了.成功指挥这场经济战的总指挥是当时的财经委主任——陈云,他灵活运用多种经济手段,通过银元之战、粮食之战、棉纱之战,在经济上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是军事打一百分,经济打零分”
国民党败退台湾前的最后几年里,为支付巨额作战费用,国民党政府开始大量发行法币.这种不遵循纸币发行规律的做法,使得法币在市场上供大于求,不断贬值,最终导致通货膨胀,且愈演愈烈.据资料记载,法币崩溃前夕的1元钞票,就其购买力而言,只相当于抗战前的0.0000002元.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就曾发表一则评论对此进行形象的说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38年为1头牛,1941年为1头猪,1943年为1只鸡,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只鸡蛋,1947年就只能买1/3盒火柴了.
法币既已崩溃,国民党政府于是寄希望于金圆券来救场.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改革正式启动.各大报刊纷纷发布币制改革的消息和详细方案,国民党《日报》撰写评论,称“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但也认为“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对这次金圆券改革,极为重视.8月20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1948年12月,通货膨胀期间,涌入银行的上海市民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不仅于8月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也最大：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名副实正.新成立的经济督导办公室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时的工作人员.而且,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开始组建经济勘建大队,并在此基础上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成立大会上,时年38岁、准备在督查上海经济大展拳脚的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就此拉开序幕.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令人耳目一新.蒋经国也被舆论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打虎英雄”.
不得不说,刚开始,蒋经国在上海推行的限制物价等高压手段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上海的经济似乎也朝着平稳的方向发展.然而,平稳的表象之下,却是暗潮汹涌.在经过与扬子公司的老板、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等大小“老虎”的一番较量后,“打虎英雄”蒋经国变成了骑虎難下,打虎不成反被虎伤,不得不辞去督导员职务,黯然离开上海滩.
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金圆券改革之初所制定的限价政策被彻底放弃,被压抑多日的市场开始强力反弹,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不过短短七八十天时间,蒋经国眼中“真是善良”的中国普通百姓以其辛劳和心血积攒下来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几成废纸的金圆券.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制改革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等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
金圆券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形同废纸的金圆券某种意义上成了压垮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加速了其垮台的步伐,几个月之后,南京、上海先后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这种通货膨胀的状况依然没什么改变.由于连年战争,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全国农业总产值与战前相比下降了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加之前方战争仍在继续,打仗需要用钱,后方恢复生产,安置900万旧中国的军、政、公、教人员,700万灾区灾民, 400万城市失业人员都需要用钱.而财政收入来源少,财税分散,一时难以把地方上的财政收入统上来.收入少,支出多,致使财政收支极不平衡.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人民政府不得不也靠增发人民币以解燃眉之急.自1948年12月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后,一年内,通货增加了160倍,到1952年则增加到270倍.以全国13个大城市1948年12月的批发物价指数（反映不同时期商品批发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经济指标）为100计算,1949年1月上升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为5376.
投机资本有了可乘之机.民间企业家在经历了民国末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后,对投资实业丧失信心,手里的资本不敢用来投资实业,而是用来投机.据统计,北京、天津两市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用来从事投机活动.作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不管是规模、人数,还是实力,远非北京、天津所能相比.就在1949年5月前后,上海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30多个茶会市场,都被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全部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从事金融性投机活动的竟达30万人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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