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治理毒品危害去刑法化改革绩效和借鉴,此文是一篇毒品危害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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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葡萄牙毒品使用的去刑法化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而其本源在于观念的变革,即由对毒品的“零容忍”趋向于注重政策实效性的务实主义的转变.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效仿.尽管葡萄牙模式的可持续性及可复制性仍有待于时间的进一步检验,但其观念更新基础上的多层级治理体系的建构,无疑为有效抑制日益泛滥的毒品消费提供了有价值的路径探索.
关键词：葡萄牙；毒品治理；去刑法化
欧盟国家围绕毒品问题的分歧和博弈主要集中于麻醉品的使用,具体的处置方式可界分为三类：一是严格意义上的刑法判罪（criminalization）路径,即毒品的使用属于犯罪行为,将面临刑法范畴内的制裁；二是去刑罚化（depenalisation）路径,即毒品的使用属于犯罪行为,并可能面临罚款、缓刑及犯罪记录等轻度处罚,但将免于坐牢等严重制裁；三是去刑法化（decriminalization）路径,即持有并使用毒品不再是刑事司法处置的犯罪行为,而属于行政管理规约的问题,毒品成瘾者不再是“犯人”而是“病人”. 传统上,瑞典曾被公认为刑法判罪的典范,而荷兰则被誉为去刑罚化的旗手.随着1995年瑞典的加入,两种模式间的博弈在欧盟内进一步展开.然而,经过近20年的角逐,不仅瑞典模式的感召力日益式微,甚至荷兰也丧失了自由主义旗手的地位.2001年7月葡萄牙颁行新的禁毒法案（Law 30/2000）,该国成为首个通过立法公开实施毒品使用去刑法化的欧盟国家.
一、战略委员会报告和去刑法化改革
葡萄牙相对系统化的禁毒政策和管理机制,缘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卡埃塔诺（Marcello Caetano）政府时期. 随着毒品消费向普通人群的扩散,葡萄牙进一步于1987年出台了其历史上首个名为“生活计划”的禁毒战略（Project VIDA）,但该战略的反复实施并未改变毒品危害愈打愈烈的基本趋势. 1985年每百万人口中因毒品感染艾滋病的比例仅为0.1例,1990年为4.3例,1995年增至39.5例,1998年更升至54.7例.另一方面,1990年涉毒受捕人数为3401人,1995年增至6380人,1998年进一步上升至11395人.
毒品的急剧泛滥不仅引发了媒体、公众的热议,同时也受到各党派的高度关注.1995年11月,选举获胜的社会党组织了一个29人议会特别委员会,目的是对毒品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其结论包括：第一,不同制度体系及组织机构间的统协性不够；第二,毒品特别是 、可卡因的泛滥,已成为国家必须直面的严重问题；第三,大批的染毒者急需救治及重返社会；第四,打击毒品贩卖所需的资源配置严重不足；第五,监狱中的毒品问题尤为严重,并有大批使用者感染了艾滋病；第六,现行的禁毒政策存在严重的漏洞和问题；第七,1976至1996年是应对毒品挑战失败的20年.
上述结论意味着只有对现行的法规、政策进行彻底的变革,才有可能扭转局势.1998年2月,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政府建立了由医生、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律师等9名专家组成的战略委员会,其职责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战略性改革建议.同年10月该委员会提交了综合性的调研报告,其核心内容包括六大战略目标、八项基本原则以及十三项政策选择路径. 1999年4月22日,社会党主导的内阁会议几乎全盘通过了战略委员会的改革建议,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新的禁毒战略.和此相适应,议会于2000年11月通过关于毒品使用的新法案（Law No.30/2000）,规定不超过10天的旨在个人使用的各种毒品的获取及持有,均属于行政规约而非刑事司法管辖的犯罪行为. 法案同时规定,在全国每个行政区建立由司法、卫生等专业人员组成的“劝诫委员会”（CDT）.
毒品使用的去刑法化管控,显然是新战略及议会法案最具开拓性的内容.依据欧盟毒品及毒品成瘾监控中心（EMCDDA）的归结,新的战略法规使葡萄牙在合法性、资源配置等各主要方面,均超越了毒品使用管控最具自由化色彩的荷兰（见图1）.
CDT成为实施新战略及法规的核心职能机构,其主要职责是通过却戒、警告及处罚等促使毒品使用者自愿进入医疗救治和减害项目,具体权力包括：对违规毒品使用者处以5千至3万埃斯库多（约25-150欧元）的罚款；吊销执业资格证书；禁止其光顾特定的场所或留宿、陪伴某些特定的人员；非经许可不得出国旅行；有权收缴可能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的物品；有权终止或恢复行政处罚；有权将其移送司法部门等.CDT接手的涉毒人员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 系统转交的涉毒人员.2001年7月以后, 除特殊情况外不再拥有拘捕涉毒者的权力,需在72小时内将其材料移送给CDT处理；二是法院移送的未构成犯罪的涉毒人员；三是自愿或通过救济机构进入CDT的涉毒人员.CDT将可能构成犯罪的移送法院,其他人员通过劝诫、警告或延缓处罚等使其自愿进入有关的救治项目（见图2）.
事实上,社会党政府早在议会上述法案通过之前,就开启了旨在实施新战略的机构调整进程,主要包括：第一,建立了由首相任主席并由各有关部长组成的“国家禁毒战略协调委员会”,其核心职能是协同制定国家战略、政策及行动计划.第二,建立了由首相任主席并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国家毒品和毒品成瘾咨询委员会”,以提供相应的决策咨询及服务.第三,建立了由国务秘书主导的“部长（代表）理事会”.该理事会实际是“国家禁毒战略协调委员会”的执行机构,由各有关部长的代表组成,承担具体的战略、政策及行动计划的制定及审批等职能.第四,建立了“葡萄牙毒品及毒品成瘾监管机构”（IPDT）,统筹实施有关的战略、政策、行动计划,并对各功能单位进行统一监管.
2001年6月,古特雷斯政府进一步推出贯彻议会法案的新条例,规定在IPDT框架下建立深入基层的多元化组织,具体包括：全天候运营的“毒品成瘾者造访中心”,为失去家庭和社会救助的成瘾者提供应急服务；临时“夜间收容所”,为无家庭及社会救助的成瘾者提供食宿,并引导其进入救治项目；临时性“庇护所”,为已接受门诊治疗或监管的成瘾者提供不超过半年的食宿、医疗等服务；“信息收集和咨询小组”,通过和公众的接触收集或提供信息；“传染病预防流动小组”,进行传染病筛查和救治、疫苗接种；“减害替代计划”,通过 等替代项目降低硬毒品的危害；“针具交换项目”,控制艾滋病、乙肝、丙肝等传染性疾病的蔓延；“街头巡查小组”,在危险情况下提供应急指导及援助,同时发散安全器具及提供规避危险的信息等；“毒品使用监管项目”,为静脉注射者提供无感染的环境和条件. 随着改革的深入,葡萄牙最终确立了卫生部主导的毒品需求管控机制（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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