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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论文参考文献：
目前,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的怪象,粮食产量虽然从2003年至今平均每年增产318亿斤,但2017年的粮食进口却达到了1.3亿吨以上,其中大豆进口就占到约四分之三.另一方面,农业对于我国GDP的贡献已不足10%,但农业从业人数占比却远不止10%（2017年城镇化率为58.52%）.为了稳定农民收入,政府又不得不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造成了很大的财政负担,形成了“补贴一库存增加一继续补贴”的恶性循环.此外,由于部分城市实行了排斥低技能劳动力的政策,于是又出现了农村土地“流转难”的现象.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不少进城务工人员,宁肯将家中耕地撂荒,也不愿流转出去.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明知在城市中留不下来,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回到农村.由此可见,可用耕地其实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在劳动力流转不畅的情况下,当前在农村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这会使得土地细碎化的现状趋于固化,为将来的土地整并增加难度和成本.
正是由于中国城市化的滞后和制度性障碍的制约,导致农业劳动力过多,土地严重细碎化,使得粮食生产丧失了规模经济.虽然在大量补贴农业的条件下,农业产量在上升,但由于规模经济缺失,推高了生产成本,使中国的粮食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价格竞争力,因而产生了上述“三高”现象.所以,提高农民收入和我国粮食竞争力的最根本途径,在于持续推进城市化,逐步取消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劳动力流动障碍越小的国家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越强.以2011年全球经验为基准,我国若能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适当提高农均耕地面积,使得农业劳动力占比能和农业占GDP的份额相匹配,那么我国的粮食净输入将下降约89%,其国际竞争力会大大增加.
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农场”的美国模式远比“小农经济”的日本模式有竞争力.规模经济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美国模式具备普遍意义,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都采用这种模式.和我国国情类似的发展中国家中,巴西也采用了大农场模式,因而在过去30年成为了世界粮仓.该国的政策是通过不断的城市化,转移大量农村人口,为农业规模经营创造条件,然后再引入国外资本,对其农业生产模式进行改造,效果显著.在农业不断增产的同时,巴西的贫困人口比例从2003年的24.9%下降到2014年的7.4%.需要补充的是,这种鼓励农业规模经营的做法和“二战”后的法国,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非常类似.在这些传统农业发达国家,即便政府一直在补贴规模经营,但劳动力留在农村的意愿持续降低,城市化率依然在攀升.这说明,越来越少的农村劳动力养活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这正是农业现代化的一般性特征.
在我国制定下一步农业政策时,应避免重蹈日本覆辙.日本2012年农均耕地0.18公顷,它的农业发展模式是备受争议的.“二战”后,该国城市化突然加速,农业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产生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因此,政府通过立法促使城市人口向农村回流,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由于日本面积狭小,由该政策所导致的人口重新分布大大提高了农村土地的细碎化程度.所以,日本政府在农业政策上一直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追求城乡均衡发展、维持粮价稳定并提高农民收入,政府給予大量补贴;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不断采取措施鼓励土地流转兼并和规模经营.但这两种政策本质上是冲突的,所以规模经营一直难以实现.其结果是,日本在小规模经营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农产品成本走高,以至于日本粮食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现在日本政府扬弃了这种模式,但我国的政策导向却显露出这种趋势.在农均耕地面积较少的情况下,就鼓励开展农业机械化,这种政策导向应做出调整.只有当农业人口减少、农业规模经营扩大时,更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才会被生产者自发采用.图/AFP
在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也提到要“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通过以上国际经验不难发现,农业现代化有其一般规律可循.在具体的政策细节上,我们提出以下改革步骤：第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并完善覆盖常住人口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城市常住人口在拥有本地户籍或缴纳一定年限的社会保障后,应平等享有医疗、廉租房和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取消对进城务工的低技能劳动力的政策歧视.这不仅是在为农业规模经营提供必要的条件,也可缓解城市劳动力短缺,降低诸如家政、快递等消费型服务业的成本,提高城市的竞争力.
第二步,“三农”补贴的方向应往推进城市化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方向调整.我们建议加强补贴农村移民的职业培训和进城之后的廉租房,帮助他们在进城之后尽快找到工作和定居.同时,逐步减少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转而对放弃小规模土地经营权的农民进行补贴.与此相对应,应允许农村居民有条件地放弃宅基地,以获取进城务工的补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土地流转,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在人口流出的同时再引导资本下乡,使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先鼓励在城市就业和安居,后推进退出农村的耕地和宅基地,是兼顾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的战略路径.在农均耕地面积较少的情况下,就鼓励开展农业机械化,这种政策导向应做出调整.只有当农业人口减少、农业规模经营扩大时,更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才会被生产者自发采用.如果离开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向城市和农村土地流转,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资本密集化是没有根基的.眼下农民看似守地如命,并非恋土情结所致,而是担忧他们移民到城市中却没有保障,是无奈之举.在全球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时代,土地作为农民社会保障的思想和做法应被抛弃,更不应以此作为政策依据.
全社会应该形成大力推进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共识.我们要认识到,排斥低技能劳动力进城就业和安居的做法,直接抬高了城市消费型服务业的价格,间接地又通过削弱农业规模经营,抬高了农产品价格,增加了对于“三农”补贴的财政压力,这种现状既降低了社会总福利,也增加了城市反哺农村的负担.城市以更开放的姿态接纳农村转移人口,不只是为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打下基础,更是整个国民经济更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是迈向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必由之路.
（编辑：苏琦）
结论：大学硕士与本科城市化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中国城市化方面论文范文。
关于落实振兴乡村战略
摘 要：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从“三农”工作出发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与新部署，并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为发展乡村旅游指明方向，同时把乡村旅游作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力量。乡村旅游不仅可以脱贫，还可以致富，不仅可以为乡村创造物质财富，而且。
以制度优化乡村振兴战略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融合
党的十九大成功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我党立足于我国乡村的现实情况，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对乡村衰落的强力回应。在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