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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这个人,可以说是个很聪明、很有才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
不知为何威信一落千丈
陈伯达是以文章上了天,做过几天*的第四号人物.但他怎么又从九霄云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的?
陈伯达不是个政客,他并不想当政客,当政客就要活动,要到处跑,要讲话,他不擅长这些.他正式讲话,五分钟都困难.在延安,我觉得他只想当个政论家,他只希望他的一篇文章出来,得到全党注意,全国注意,他就十分满意了.他一生的文章,没有离开最高的领导,都是受命要写的.他写这种时尚著作,一直到1966年“*”,他到 《人民日报》,可以当场写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无法无天的紧急总动员令,这个口号是颗炸毁全国的原*,谁不吃惊?历史证明,这个文章一出来,实际上陈伯达的历史作用也就完了.这个横扫的对象其实包括了他在内.他的作用发挥到了顶点,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就没有可以再扫荡的东西了.
所以,不是1971年庐山会议批评他后,他才不重要了,而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实际上就不重要了.不仅如此,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的活动,反而变成了他的罪行的材料,说他是在为林彪服务,破坏了*的威信,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头上.“*”的事,是*在那里指挥,陈伯达也根本不大会做这些事,只有*一人敢对陈左一声老夫子,右一声老夫子.其实是挖苦他,轻视他,说他除写几篇文章外,无用了.
从此,陈伯达就被打倒、被批判了,成了林彪集团头目之一,又成了反革命.
陈伯达的为人,在延安是很受青年人尊敬的.但是进城后不久,一下子就成为一些人讽刺挖苦的对象了.1951年5月初召开全国第一次宣传会议,后面几个人,有田家英、于光远、黎澍、王宗一、王惠德.这几个人我都特别熟.这几个人还有个特点,说话都比较随便.陈伯达在台上讲了二三十分钟,哪晓得首先就是王宗一发难.王宗一讲话相当尖锐.他说,呵,呵,你看这家伙,又来了,又来了.其他几个人跟着挖苦.当时我感觉到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不是个别人对他,而是宣传部那么多处长们都把他作为笑话.
除了于光远,在延安时,其他人对他都是很尊敬的,但到了1951年却都挖苦他,我不相信会毫无根据.现在于光远还在,其他人都不在世了.
我与陈伯达的关系
我跟陈伯达的关系不多,有一点点直接的个人关系.1941年夏天,也就是开始整风前,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职务,就是以一个重量级的文化人的身份住在延安.据说他曾经是*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如果真是的话,也是挂名,他不大管这些事情的.他一生在什么单位负责,都是个甩手掌柜.
1939年或者1940年,延安组织了很多研究会,是上面发起的,什么资本论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一大堆.我由马列学院派去参加两个研究会,一个是由陈伯达管的三*义研究会,一个是由王明管的马列主义研究会.我在三*义研究会听陈伯达东讲西讲,我们懂什么?就听他讲.
延安时期,1941年夏起,他担任*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个研究人员,我是在经济组.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个人讲学”.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里听他漫谈.
陈伯达住在一个窑洞里,里边有一个小炕,他躺在炕上.我们20来岁,他已经40多岁,是老前辈,胖胖矮矮的,很随便.窑洞里边最多能容十多个人,挤不进去,我们就在外边听他闲吹.他什么都吹,天上,地下,无所不吹.有时候,他会讲一些*跟他谈的事情.在延安,*窑洞的座上客有谁?公事以外可以随便谈谈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陈伯达,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周恩来、朱德是谈公事,陈伯达不谈公事,陈伯达去是听毛闲聊.毛也需要消遣,也要*闲聊.陈伯达这个人看书杂,思想也活泼,有时候叫他去.陈伯达对我们讲,*说,曾国藩家书是好东西,应该读.而过去,*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还会读你曾国藩的书?陈伯达也说,曾国藩的家书,文字非常漂亮,内容非常实际,这个书读了没有坏处.一般的马列主义者,不仅是我们这些青年,那些40来岁的入党一二十年的,一般对中国的文化是一笔抹杀的,骂曾国藩骂得更厉害.陈伯达一次讲,*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他说,*这个意见很好,完全强迫革命不行,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办了.
总的说来,陈伯达在延安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当时连*委员都不是,但是威信高于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远远高于周扬这些人.当时延安的党内党外文化人加起来恐怕有几百个.
陈伯达在延安整风中的特殊重要性
延安整风应该从1941年*发表 《改造我们的学习》 算起.大概在1942年前后,陈伯达写了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对建立*的崇高威望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是把党史翻了个个.现在不提它们了,不符史实.实际上,延安时我们多次读过这两篇文章.一篇叫 《读湖南农*动考察报告》,还有一篇叫 《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 （此书在解放后出单行本时可能更名为 《关于十年内战》）.
这两篇文章,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在中国革命实践上从来就是正确的,他是唯一正确的领袖.这两篇文章,对建立这种观点,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所以,陈伯达在延安整风,在拥护毛,说毛是中国*唯一正确的、最高的领袖这方面,他是出了大力的.这两篇文章当时大家拥护,事实上对我们这些小青年坚决拥护毛起了极大的作用.
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 《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当然是别人替他写的,讲将来要统一,要建国,要强国,一切归国民党领导,中国的命运,一切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掌握在蒋介石手里,离开蒋介石,什么都不行.陈伯达奉命写一篇文章,评蒋介石这本书,名 《评中国之命运》.*也改过很多次.这篇文章很好,在延安发表了,占了两三版.陈伯达给我们讲过,写文章要学习梁启超.他很喜欢梁启超的文章.他讲,梁启超说过,写文章笔尖要常带感情,这样的文章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他写文章就很注意这个问题.他的 《评中国之命运》 就是这样,全文充满了革命的感情.这篇文章不是简单地反蒋,拥护*.这篇文章我只看过一遍,现在还记得一点.陈伯达讲到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屠杀*,讲到蒋介石屠杀的革命者很多,用了三句话,好几十年了,仍然记得.他说：蒋介石杀人流的血“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连用了三次,一般用二次,他用了三次,让人无比沉痛.我现在说起来还要流泪,这叫言有尽而悲无穷.陈伯达文章感动人的力量,在*成立以来,恐怕也是难得的.用在好的方面,就是 《评中国之命运》,用在极坏的方面,就是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笔尖也带感情,就是：杀,杀,杀.
陈伯达的教训
陈伯达还喜欢写毛笔字,他写毛笔字也是个天才.他练字不多,但写得非常之好,又豪放,又潇洒.他的几本小册子的封面,都是他自己写的.那个时候,我们都很佩服他.
陈伯达这个人,留下的教训是很多的.他十分有才情,但他没有去做学问,他完全为了当时的某种政治的需要服务,只要是这个需要,他个人的上升需要,他就用文章用书籍来响应,改造历史事实来发挥他的论点,而不是把自己的历史论点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所以陈伯达的一生,虽然写了那么多东西,今天看来,在学术上有根据,能站得住的,怕很少.
陈伯达的一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值得一切弄理论史学的人引以为鉴.陈伯达之所以会这样,因为人聪明,但没有很切实的真才实学.如果他要像党内的其他学者,像范文澜一样,一辈子研究学问,他的成就可能会比范文澜这些前辈高得多 （范有大实学,但后来被简单的“阶级斗争论”教义化了）.陈伯达的这一生,其实也不过像苏联的米丁、尤金、维辛斯基、李森科这一类的所谓学者一样 （不过,我认为陈比他们究竟高明得多,因为那些不过是几把刀枪而已）,事情一过,东西全部无用,甚至是胡说八道.在学术上没有真正的建树.今天不管陈判没判刑,陈的书的参考价值都还有,但不大.以陈伯达为鉴,可观得失.
不过,在判刑的人当中,最令人叹息的还是陈伯达,他不是*、姚文元这类东西,他是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屠杀*后加入*的.这一点,他自己是引以为骄傲的,他常给我们讲,虽然话说得平淡.可惜,一个人如果不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只是为自己的名、自己的位,而不去坚持事实,写多少书都没有用.在当时就有人看穿你这个东西不行,以后更会成为废品.我作为晚辈也算观察了这一类人70多年,我现在觉得任何东西,凡是不合历史事实的,随便你怎么讲,有些当时就被人耻笑,有些最后要破产.我觉得,陈伯达留下的教训非常深刻.一个文化人,一个作家,光赶时髦没有用,最后还要考虑到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符不符合史实,对不对得起中国人民.
（选自《老人报》201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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