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和王实味,本文是一篇关于萧军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萧军论文参考文献：
延安整风,痛批王实味,私底下同情王实味的恐怕并非绝无仅有,但在公开场合为王实味仗义执言的却仅有萧军一人.
自始至终,萧军坚持认为,王实味不是托派；批斗王实味的人不讲道理.后来,王实味被捕入狱,直至被处死,萧军都没有对王实味口出恶语.他因此被扣上“同情王实味”的帽子,被孤立,遭打击,但他无所畏惧,据理力争.
整风前,萧军是的朋友、座上客；整风后,萧军曾数次为各种事,上书,请求一见.但很少回复他的信,更不用说面谈了.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疏远了,隔膜了.萧军同情王实味,应该是疏远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实味是因为发表了《野百合花》而惹火烧身.在这篇揭露延安“黑暗面”的文章中,王实味对延安“等级制度”的批评显得尖锐而刺耳：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的‘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领导人对此火冒三丈.
1942年4月4日,萧军因一篇文章引用了的话,想去征求一下的意见.恰好王震也在那里.谈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王震很气愤,萧军则和他争了几句.
“王震也在那里,他提到有些人不满意《解放日报》那篇《野百合花》的文章,很气愤的样子.我说：‘以报,以笔报笔’,纠正了他一些意见,他似乎有些心平气和了.”而的态度则显得意味深长：“毛解释因为环境沉闷,所以发生了一些病态的现象.”（萧军著《延安日记1940—1945》上卷,第436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以下简称《日记》）
显然,萧军认为,王实味观点不正确,可以通过写文章去反驳去辩论,以理服人,“以笔报笔”,而不应该以势压人,用政治手段去压服对方.
的话则让萧军有点摸不着头脑.其实,萧军不知道,对《野百合花》的不满,和王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前,在读到《野百合花》时,曾猛拍桌子,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还当即打了电话,要求报社作出深刻检查.
的不动声色,让萧军摸不准他对王实味的真实态度,所以,后来,萧军又多次去找毛为王实味求情.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整风运动更加紧锣密鼓,对王实味的批评不断升级,人们的认识渐渐统一,认为王实味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落后的思想,他的言论对党及革命是有害的.唯独萧军不以为然,为王实味问题的性质,他与何其芳、胡乔木都有过激烈的争论.在1942年5月25日的日记里,萧军记下了他与何、乔争论的概要.
“关于王实味的问题：A,我仍然承认他主观上是站在革命立场上,根据是他是个党员.何氏否认他主观立场是不对的.B,对于王实味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究竟对他是同志还是敌人.”
胡乔木不同意萧军对王实味的看法,他认为“对于王实味,思想错误也就是敌人.”
双方各不相让.萧军认为,“真理是在我这面”：
“我这一次也算一个挑战,知道知道别人的力量,也知道知道自己的力量,我于这些操马克思主义法的人群中,也还是自由杀入杀出,真理是在我这面.
我如此做是别人不敢做的.对于我自己是伤害的,对于真理是有用的.”（《日记》上卷476-477页）
6月1日,针对王实味的名为座谈,实为斗争的会继续进行.会上,通过上纲上线,巧妙罗织,将王实味的罪名定为：“托派”,“污蔑党的领导机关”,想拉拢一帮同志,打击一帮同志.
会议的最后,艾思奇选读了王实味反驳别人的一篇文章《关于〈野百合花〉》.时任研究院宣传干事的温济泽在日记里记载：“在这篇文章里,他（王实味）不仅继续污蔑党,而且以青年领导者自居,以现代的鲁迅自居,号召青年们与他握手.在听到后面这些肉麻的词句时,会场中引起一阵阵的带着鄙视的哄笑.”
也许是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也许是他人无中生有捏造罪名,6月2日下午,王实味找到党委,提出退党,他说自己“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几乎无法解决”,因此,他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
当天下午,当萧军听说王实味想自动脱党,敏感地意识到,这对王实味对党都不利.他认为,王实味此举“是党内一些无知的人以批评为打击的结果.”
对那些借批评来打击王实味的人,萧军很不满.对王实味的意欲脱党,萧军思考再三,得出如下结论：
“从一个党员立场看他,他这是不对的事,从一个‘人’的立场来看他,那是应该同情.党方面的处置不当,如果一时要保持党的尊严,任他脱党,这影响：A,敌方可利用这事宣传为王实味被开除党籍,证明的等完全是谎言.B,对于一般党员在心理上会留下这样一个阴影‘啊！不要多言了罢,万事大吉’.C,對于王实味只有反革命路一条.这是一种各方面的损失.”
萧军以上的判断极富预见性.后来,当王实味意识到“脱党”的严重性后,想反悔,已来不及了,反革命的帽子也就死死扣在他脑袋上.而国民党后来也确实借王实味被整肃一事大做文章,讽刺延安的.
当时,萧军朋友李又然对王实味脱党也表示愤懑不解,他对萧军说：“过去我是同情他（王实味）的啊,一听到这消息,我马上感情啪——变了,无论如何这是不应该的等这就是叛徒等宁可到死等也要叫一声‘共产主义万岁’等”
萧军则开导李又然,说：“人到了对于自己的前路完全感到黯淡,所受到大的打击超过自己承受的力量时,这时候人会感到情操的破灭等目前不是王实味本身的问题,而是党的影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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