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制外社会监督模式的演进、转型和实践,该文是关于社会监督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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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监督作为一种体制外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广泛性监督,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公民意识的高涨和网络媒体的普及,社会监督模式也从传统走向创新,温州“市民监督团”、武汉《电视问政》便是社会监督模式的创新实践.
关键词：社会监督模式；演进；创新；市民监督团；电视问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往往把监督类型分为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一般而言,体制内监督包括政党监督和国家监督,如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等,其特征是权利系统内部以权力制约权力.体制外社会监督,是指与体制内监督相对而言的概念,指社会群众团体和组织以及舆论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守国家法纪的监督,包括公民监督、民间组织监督、利益群体监督以及网络、报刊、电视、电台的新闻舆论监督等.它依据我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和法制原则,采用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检举的形式,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不良作风进行批评监督.社会监督作为一种体制外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广泛性监督,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公民意识的高涨和网络媒体的普及,其广泛性和实效性愈加明显.
一、体制外社会监督模式的演进与转型
1.体制外社会监督的逻辑起点
体制外社会监督概念是中国特有的,但是监督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是与国家权力相伴而生.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国家权力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便是对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思想的基石.阶级社会中国家这种性质,决定了国家在社会中的地位,也说明了对国家政权及其人实行监督的重要性.公共权力所有者的社会对国家实行的监督和制约,其实质是人民群众对国家及其人的监督.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出发,完整的论证了社会制约、监督国家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不仅是由国家的历史地位决定的,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是社会制约、监督国家的哲学基础,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监督制度的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监督机制中,如果说党内监督是核心,国家监督是保障,那么社会监督就是基础,这三种监督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尽管社会监督属“柔性监督”,但是多形式、多渠道的群众监督机构是人民群众表达自己的意愿、提出批评和建议的广阔平台.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监督理论,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思想.说：“主要监督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1]也说：“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2]总书记首次系统阐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理念时便强调了国家在基本权力安排既定的情况下,如何使国家权力运行的合法、顺畅、高效与得到社会认同的问题.这一论述强调了政府、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与作用,也表达了总书记的权力主体观、权力价值观、权力行使观和权力制约观.“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体现了习总书记对民族的责任、党的责任和人民的责任的根本价值追求.
总之,体制外社会监督是从政治权力外部由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是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权利来源的本质和属性要求,是权利制约的必然和有效补充,是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追求.
2.体制外社会监督的历史演进
社会监督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同时又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社会监督的本质、特征、作用及其历史演变过程是不同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受条件所限,社会监督主要表现为开展群众性监督活动、群众来信来访、报纸广播等监督方式.将报纸刊物等新闻媒介作为制约与监督权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并不断进行深入探索探究.1950年,根据的建议与指示,发表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要求：“在一切公开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我们工作中一切缺点与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3]还强调：“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正确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需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4]于1951年6月7日颁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传统媒体的监督发展较快,一些重要的舆论工具如：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在、揭露社会阴暗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为例,从1994年4月1日正式开播到2002年8月,播出3000多期节目,其中600多期占20%左右的节目属舆论监督的内容,比如1994年-1998年间,对腐败现象监督的节目数量增长迅速,成为深受人民群众关注的金牌栏目.[5]社会上不少重大案件的真相被揭露,使案件得以准确而迅速地处理与新闻媒体的介入密不可分,如1999年的重庆紊江彩虹桥垮塌案、2001年的广西南丹矿井透水特大事故案等.这一时期,传统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日益成为公民积极表达民意的渠道,并且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新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的限制,迎合了人们在网络时代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的需求,网络监督成为新的社会监督形式.由于互联网在中国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中发挥了民意表达和监督的积极作用,2007年被称为中国“网络民意年”,2008年被称为“网络舆论年”,2009年则被称为“网络年”.与此同时,网络监督也获得政府的认可与支持.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平台,2005年12月28日,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中心的,2009年6月2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更新网站.从南京“天价烟”事件到徐州区委书记“一夫二妻”,再到的“微笑局长”杨达才、番禹“房叔”蔡彬等等一系列的事件,都与网民们锲而不舍的揭露和批判分不开.“网络改变着人们的政治观、观,改变着政治参与的模式和方法,改变着政府决策的行为,为国家的政治文明、政治发展创设了新的环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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