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视角下金陵女子大学内部管理保障体系探析,本论文可用于金陵女子论文范文参考下载，金陵女子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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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誉的教会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拥有卓越的内部管理保障体系,各管理主体之间权责分明.校长负责行政管理,协调金女大内外部关系,保障学校基本的运行秩序,为战乱中的师生提供稳定、自由的教学环境；教师负责学术管理,众多学术专家秉承学术自治的原则管理学术活动,为金女大培养了一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女领袖；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在自我管理的实践中不仅得到锻炼,而且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也得到提高.校长、教师、学生等行动主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坚固的内部管理体系,共同保障了金女大的办学质量.
[关键词]金陵女子大学；主体视角；行政管理；学术管理；自我管理
[中图分类号] G6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7）03-0125-08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703026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女子大学之一,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之初仅有7位教职工和9名学生[1],然而在随后的发展中,金女大却一跃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影响较大且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大学.作为中国近代首个授予学士学位的女子大学[2],金女大培养了一批卓越的新女性,其前四届43名毕业生中,有20人在美国著名大学（如密歇根大学、波士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博、硕士学位[3],并成为了近代中国各行各界的专家.为何金女大办学质量如此之高?本文试从主体的视角来探究金女大卓越的办学质量和有效的管理模式,总结其成功办学经验,以期为我国当下大学管理提供参考.
在伯顿· （Burton R Clark）的三角协调图中,大学管理的权力或力量被分为三类：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威[4],所涉及的管理主体无非是政府、社会和院校（学者）.当下对大学管理的研究也多是从这几个宏观角度来分析的,或从校长的角度来研究大学的治理,鲜有从主体的角度系统分析大学内部的管理保障体系.英国著名大学校长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hby）说过,“剑桥大学的校印无论盖在任何合同和协议上,都是代表校长、教师和学员的.这种‘三位一体’构成了大学的组合”[5].因此,就大学的内部管理主体的基本要素而言,理应包括校长、教师和学生.
一、校长的行政管理
作为大学管理核心的校长拥有不可或缺的职责.“美国的大学校长被期望是学生的朋友、教师的同事、校友的好友、校董的好行政管理者、公众的好演讲家等” [6],金女大校长也是如此.校长统筹全局,主要负责行政管理,协调大学内外部关系,保障大学内部秩序的稳定,为教师、学生提供一个宽松、自由的教学和学习环境.
(一)应对外部风波：沟通和协调
动荡不安的近代中国使金女大多次面临外部危机,其中最严重的当属“收回教育权”运动所引发的立案风波.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唤醒了国民的民族意识和教育主权意识,由西方人创办且基督教色彩浓厚的金女大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在非基督教运动初期,教会大学采取漠视态度,直至1925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在华设立学校认可办法》,才引发基督教大学热烈讨论[7].1927年,在外籍教员（包括校长）被迫辞职并撤离南京以及金女大分崩离析之际,金女大首届毕业生吴贻芳接任校长一职并主持立案工作.由于立案办法中“不得以传教为目的”和“不得将宗教课程设为必修课”触及了教会的核心利益,政府和教会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停.新任校长吴贻芳扮演协调者的角色,数次和政府和教会进行沟通,试图寻找双方的平衡点.1928年12月,吴贻芳向金女大委员会列举金陵大学、东吴大学等教会大学成功注册经验,阐明了修改办学目标和办学宗旨对立案的重要性,试图说服其在办学宗旨中取消“基督教”的字眼.但委员会不仅依然坚持使用“基督教人格”的字眼,甚至质疑注册的必要性[8].为此,吴贻芳只得再次和教育部当局联系,并继续向金女大委员会写信言明不立案会带来资金损失、招生和就业压力等问题,劝说其修改条文中的办学目标.即使后来注册条件日益苛刻,吴贻芳也未曾放弃,一直坚持到1930年12月注册成功.此次成功注册不仅化解了学校的解体危机,更促进了金女大的本土化转型,使之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学校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大.
此外,金女大自建立以来历经数次合校风波.一方面是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即随着革命的继续,金女大被认为是封建*的产物,男女合校被纳入解放体系中；另一方面是来自基督教的压力,即他们希望通过合校来合理配置有限资源以提高办学质量.面对学校合并的建议和争议,不论是德本康夫人（Mrs Lawrence Thurston）还是吴贻芳博士都为此付出很多努力.德本康夫人要求委员会成立独立的托事部,历经十五年方成功,后向托事部提交長达7页的报告,分析金女大不合并的缘由[9].同时,为保持学校独立,德本康夫人做出很多退让,如加强和金大合作、互选课程、减少经费等.1943年,吴贻芳在相关演讲和《战后金女大的发展》建议书中都阐述了金女大独立的意义.数年来,正是两任校长的不断坚持和积极争取,金女大才得以保持相对独立.合校危机的化解不仅保持了金女大的相对独立性,提高了女子教育的话语权,更保证了女校的办学特色,培养了一批为中国社会服务的女领袖.
金女大校长不仅要调和政府和教会之间的矛盾,还要四处演说,为金女大募集资金以应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财政危机.1919年德本康夫人回美休假,休假期间并未休息,而是想尽方法筹募校舍费.她花了大量时间代表金陵在许多城市和院校演说,通过个人努力为金女大赢得10万美元的建校资金[10].1933年,金女大面临财政危机,吴贻芳离校访问厦门、广州等地,积极联系各地校友,四处演说宣传募集资金,最终帮助金女大渡过难关.据1926年华南女大和金女大的年度收入项目分析显示,金女大来自差会的资助低于华南,但金女大的国外收入、以及捐赠却是华南的19倍[11].校长为学校筹集了丰厚的资金,为金女大的教学资源、设备以及师资引进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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