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新民会厚生工作的实质,本文关于厚生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厚生论文参考文献：
[内容摘 要] 日军在武力侵占华北后,为了实现有效的统治,消除沦陷区民众的恐惧、反抗心理,把争取他们的合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做.日军通过新民会在进行反动理论宣传的同时,还开展了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即所谓的“厚生工作”,试图用小恩小惠的方法,求得他们的理解与合作,通过生活上的“关心”来控制他们的精神,监视他们的行动,达到其对中国民众身心统治之目的.
[关键词] 日军；新民会；厚生工作；收买民心
[中图分类号] K2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3-0028-05
新民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于华北沦陷区的反动政治组织.该组织把民众救济、医疗、职业介绍等有关民生的事业,按照日本人的叫法称作厚生工作.这是日伪当局要求新民会着力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以便通过物质、生活的“关心”和“恩惠”来控制沦陷区人民的精神和行动,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
一、对民众的“救济”
新民会的所谓民众救济事业,主要围绕着春耕资金贷款和农作物种子的借贷展开.新民会认为,华北农村在春耕时缺乏资金和种子“不单是一个农民问题,也是关系到治安的问题”[1]329.所以,为了保证日军的华北治安,新民会对救济事业下了不小力量.
《新民会首都指导部农村试验区肥料种子贷款章程》第二条规定：“凡在本区界内各农户,如因购买肥料种子无法筹款时,均得请求贷款”.第四条：“办公处接到农户申请书应即派员调查,调查相符后再通知各该农户觅取妥保（铺保、农户保）或呈缴契纸抵押,履行借款手续”[2]179.
日伪《良乡县经济复兴会春耕资金贷与细则》的第五条规定：“本会春耕贷款,实行连带责任制”.第七条规定：农民借款时“要编制成组,各组设置组长,接受村长领导”.第十条：“从本会借款,各组的农民、组长、村长负有连带责任.但具有受该地新民会分会长推荐的资格,得到本会贷款,该分会长也负当然的责任.”第十三条规定：“本春耕资金,应在秋季一个月内,连本带息一并偿还.”《细则》还规定“利率暂定月息三厘”,“借款最高额每人不得超过五十元”[1]329-330.
上述《章程》和《细则》中引人注目的是,分别规定了贷款抵押和连带责任制,这就把有关人员用契约的形式约束了起来,便于华北临时政府和新民会控制.取保抵押的规定,实际上就把一无所有的最贫困农民排斥在了贷款对象之外,一贫如洗的农民很难找到铺保或农户保,只能坐以待毙.
1938年度各县贷款总金额38万元,而1939年到夏天已经贷出170万元[3].这些贷款,虽缓解了少数农民一时的资金困难,但对整个农村来说仍杯水车薪,而且还要受新义反动思想的约束.
除春耕资金贷款外,还有秋耕种子资金贷款.如对河北省邢台县第二区南小郭及北小郭两村、第三区孝子村等实施了秋耕资金的贷款,其办法与春耕贷款大体相同.这次秋耕贷款中,贷款者158人,贷款金额106 708元[4].
作为救济事业,新民会还经营救济院、开设粥场.这虽然不是首次设置,但以前由于经费不足和当权者用意在于为自己涂脂抹粉,所以很少有比较完善、能正常运作的.新民会“试图刷新旧态,实行改善和调查研究,依渐进主义,达到所期目的”[1]356,相继在一些地区建立了救济院.
石门市救济院设立于1917年,当时叫“贫民栖留所”.1926年11月“贫民栖留所”改称石门市教养院.1928年11月,始称石门市救济院.
1938年5月1日, 华北临时政府和新民会相继成立后,赵修身、翟勋臣被任命为石门市救济院正副院长,负责整顿院内事务.院的经费主要靠捐献维持,此外由院工场的所得和院乐队演出收入充之.不足时,伪市公署给予一定补助.
1938年11月11日,石门市设立了冬赈委员会,负责冬天的赈灾救济事业.救济院的正副院长赵修身、翟勋臣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于是他们把粥场、暖场和戒烟所3个机构设在了救济院内,得到各界捐献4 300余元,共为117 000余人提供了粥食.这项活动开展了3个月,直到1939年3月6日结束.
当时救济院的工作主要是：对被收容的贫民分别进行训练,以培养自我生存能力；设立纸箱组、制鞋组,改善其经营,以供应本院和外销；设置少年劳动者补习班,要求班员边劳动边学习,并为他们选择“合于时代的教科书”；负责罹灾民收容、救助和遣返.对于救济的贫困儿童,“素质优秀”者让他们一心学习,以谋“向上”生活之路[5].
可见,日伪经营救济院,并不是因为同情和怜悯贫民,而是把魔爪深入一切领域,以通过宣传和培养造就侵略者需要的顺民.
二、民众医疗工作
开展所谓的民众医疗工作,是新民会厚生工作的一部分.新民会通过发放“新民药”、派遣医疗班、设置药箱、开办新民医院、开展防疫工作等,在为群众治病、防病的同时,着重灌输新义,宣传日伪统治的“善政”,以图得到群众的拥护与合作.
一是重点向农村发放所谓的“新民药”.到1938年8月,共发放胃肠药251包、眼药285包、“万能膏”247包、解热散233包、灵药236包、寿丹263包,总计1 515包.日伪当局特别强调,发放药品要与当地农民的精神结合起来,即要把施药与新民会的政治奴化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这些工作麻痹人民的思想,弱化人们的反抗心理.为此,新民会前后两次共购入各类药品115箱,合47 500袋.其中,新民会河北省指导部占40箱.
二是配置救急药箱.新民会向各地指导部及组织青少年团、青训团、少女团内配置救急药箱,供其工作人员和一般群众应急之用,宣称是为了减轻患者、伤者的疾痛,努力增进群众对药箱的理解.药箱中主要是镇痛定、神经痛定、解热定、咳止定、胃肠定、下痢止定、驱蚊定以及温度计和消毒、止血、包扎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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