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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辰论文参考文献：
一
早在1940年2月,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歌乐山成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委任张继为主任委员,聘请朱希祖为秘书长（不久改成总干事）.金毓黻是朱希祖的学生兼同事,他1913—1916年求学于北京大学之时,曾跟随朱希祖学习文学史两年;他1936年9月后任教于大学史学系,朱希祖时为大学史学系主任.他们皆喜欢藏书,1937年9月日本轰炸南京,朱希祖欲将藏书运至安徽休宁戴震藏书楼,托学生戴伯瑚保管,金毓黻时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积极协调,为朱希祖解了燃眉之急.金毓黻任教于大学后,二人经常一起购书、讨论中国史学史.朱希祖任国史馆总干事后,遂推荐金毓黻任国史馆顾问.金毓黻对修史工作非常积极,经常访张继至歌乐山国史馆,商讨修史体例、制定搜集史料方案等.他请大学同事蒋维崧刻了一方印,上刻“同修国史”四字,称“此宋代史官之称也,余僭称之,可谓不知自量,然亦有类似处,故权用之”.可惜因时局动荡不安、他兼任三台东北大学教授事务繁多,他仅参与国史馆工作两年便退出了,但他对修国史一直无法忘怀.
1947年1月9日,金毓黻在南京访礼乐馆馆长汪旭初,得知国史馆馆长张继欲邀请自己参修国史,当即表示“甚乐为”,但他此时已身兼数任：东北大学史学系教授,因监察院副院长刘尚清之荐担任监察委员,受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之托筹备设立沈阳博物院.第二天早晨,金毓黻冒雨至路厚载巷访张继,谈修史事,并推荐徐震担任史官;1月25日,又至厚载巷访张继,谈修史事,回到住处后阅读吴廷燮所撰《国史义例》;1月29日,撰成《国史商例》五千言;2月5日,至礼乐馆访汪旭初,将《国史商例》请他指正并油印;2月13日,张继访金毓黻,建议他辞去监察委员,专任国史馆纂修,并允许他先回沈阳整理史料;2月21日,金毓黻再访张继,久谈,贡献修改《清史稿》之意见.3月18日,金毓黻被国史馆正式聘为纂修,在给好友佘雪曼的信中,他难掩兴奋：“昔刘子玄三为史官,再入东观,益为书生稽古之荣.余今亦忝居史官之列,正可上况子玄,窃用自喜.书生狂言,止可为知者道也.”3月20日,国史馆馆长张继、副馆长但植之邀请国史馆纂修、助修等人聚餐,商讨修史义例.与会者除金毓黻外,还有吴廷燮、柳诒徵、汪旭初、尹石公、黄穉荃、丁实存、王仲荦等人,众人对他的《国史商例》表示赞同,尤其是黄穉荃对他大加赞赏,赞同他在纪、志、表、传诸体裁外增加一种体裁“录”.可惜他的这一建议最终并未被采用.
3月底,金毓黻与张继约定四个月后就国史馆之职,遂返回沈阳,筹备设立沈阳博物院.7月11日,两人约定的期限将至,张继命刘恺钟手持自己的名刺前去访金毓黻,催促他速返南京就任国史馆纂修.但金毓黻此时正忙于沈阳博物院事,无暇抽身.7月22日,他回信给张继,称沈阳的史料以清内阁大库的残档最为重要,已遵指示运抵北平;他将于7月底至北平,整理清内阁大库残档,待秋凉后再南下南京.8月3日,他再次致函张继,称自己已整装待发,但因需要向故老访询张作霖父子主治东北时的遗闻轶事,致使多次欲行辄止;他所撰《王永江别传》和《张作霖别传》,其中史料即多得自口述;他还计划寻访杨宇霆、袁金铠、郭松龄、吴俊陞、韩麟春等人的事迹,一一为他们作传.
8月24日晚上九点,金毓黻终于抵达北平,宿于老友石剑晦处.第二天午后,他来到东四牌楼二条胡同五号院国史馆驻北平办事处,见到馆员王会庵（王树翰之孙）,得知国史馆馆长张继将在北平视察两周,前一天刚随傅作义赴张家口一带旅行.待张继回北平后,金毓黻多次陪同逛琉璃厂、隆福寺等处阅书.9月9日,张继返南京,金毓黻将从沈阳运来的清内阁大库残档迁入翠花胡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国史馆北平办事处,开始加以整理.
秋凉后,金毓黻南下就国史馆之职,于9月19日晚五点抵达南京,下榻于尚书巷四十一号国史馆宿舍.9月26日午后,国史馆召开例会,金毓黻首次列席,提出“推进本馆工作之意见”,认为应从六个方面着手：定范畴、明主从、立细目、精铨配、修记注、订清史.此后他多次参加国史馆例会.在南京流连近一个月后,他受张继之命返回北平.
10月20日,金毓黻就任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立志自此日起加强北平修史工作.四天后,他住进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东四牌楼二条胡同五号院是一座由福康安建造于乾隆年间、格局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四合院,“清幽遂密,便于读书撰稿”.10月28日,张继再次来到北平视察修史工作,多次称赞金毓黻“作事有精神”.
此时,沈阳博物院筹建工作进展缓慢,金毓黻遂于12月9日再次回到沈阳.12月17日,金毓黻从报纸上得知张继已于15日夜去世,极为悲痛,在日记中称：“余于民二十九年在重庆始从先生参史馆之役,中间离去;今春史馆正式开办,又邀余入馆,秋间又畀余主办史馆北平办事处,实有肝膈之知.秋末,余入京供役史馆,先生又两次来平,朝夕聚晤,同与访书肆上.数谓余曰：‘子作事最有精神,北平史料极富,应努力为之.’又曰：‘在北方修史,交子主持.’余欲将沈阳事辞去,专任史馆事,先生曰：‘东北史料亦丰,沈阳文物由子兼领,可以因利乘便,暂不必辞.’言之再三,余曲从之.方谓长倚左右,得以完成素志,不图中道捐弃,为之黯然神伤.”张继的去世,使金毓黻的修史志愿颇受打击,“余方以修史自矢,了我余年,幸逢张公知我,愿为之尽力.在平月余,为此事有所营度,以为前途发展当无限量,今竟遘此变故.张公已矣,齎志殁世,安得再逢知己以酬吾素愿耶！”
1948年1月23日,金毓黻从沈阳返回北平,其后几天连日为张继撰诔文.3月5日,他从北平飞至南京,第二天即至开国文献馆张继灵堂致祭.
二
1948年3月9日,金毓黻访徐伯璞,得知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在他欲辞去沈阳博物院事的辞呈上手批了“恳切慰留”四字.对于筹设沈阳博物院,金毓黻颇为纠结,用他自己的话说,“固所愿为,唯念及作事之难,又为之却步”,又因“经费奇绌,障碍丛生,来日恐少成果”,因此在张继邀请他担任国史馆纂修之时,他“毅然允之,以为退身之计”.他曾多次向朱家骅辞职,皆未获批准,这次也不例外.至1948年4月8日,金毓黻至南京已整整一月,但诸事皆无头绪,亦不可北返,他为此焦灼万状.夜,黄荫亭来访,传朱家骅之语,命他火速北上,将沈阳文物择要外运.但直至4月30日,他才回到北平,立即着手筹备将沈阳文物外运.5月5日,他邀请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毛子水、杨振声、于省吾、阎文儒等人至国史馆北平办事处,召开东北文物迁运保管委员会.5月8日,他至故宫博物院访马衡,参观景山后身之寿皇殿,准备将沈阳文物存于此地.此后不久,沈阳故宫的瓷器、铜镜、档案和殿版书等文物陆续运至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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