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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编写经历了由文体导向,转为时代为轴.“文章流别”传统在近代以来“一代有一代文学”的观念下隐匿不现,文体类别被收编在时代为主的文学史中.民国时形成的文学史编写体例在建国后又得到确认和固化,直到《剑桥文学史》出现,又重新引发对文学史体例的新一轮思考.
关键词：《剑桥中国文学史》；体例；文体；时代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1-0016-06
《剑桥中国文学史》是由孙康宜、宇文所安教授主编横跨上古时代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通史.首先以英文本出版,已为学者关注,自中文本出版以来,更引起学界的持续热议①.正如孙康宜教授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质疑那些长久以来习惯性的范畴,并撰写出一部既富有创新性又有说服力的新的文学史.”②其和众不同的特点是在文学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的叙述方法指导下,在编撰上突破文类中心和朝代分期的传统模式,并在文学史内容上将更多目光投向文学如何被过滤、重建、改写及经典化.针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评论文章,既有讨论其编撰理念的启示及呈现的有效性,又有从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发展脉络把握其价值,还有以商榷形式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值得注意的是三类书评不约而同地都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问题加以着重分析,有褒扬,也有批评.比照中国大陆相对固定化的文学史书写模式,《剑桥中国文学史》和传统文学史直接对话且迸发火花的地方恰恰就是文学史分期问题.这就涉及文学史不同编撰理念下的编撰体例问题.文学史内容根据编撰者的学养和趣味取舍各异,理固宜然,但编撰体例的创新则对固有的文学史观念冲击和震撼最大.《剑桥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时间顺序进行,但又打破固有朝代分期方法,故其文学史分期尤为受到评论者关注.有意思的是,孙康宜教授在选择接受负责编撰这本文学史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欣赏《剑桥文学史》系列以年代划分的文学史编写方法,认为欧美汉学界以文体作为分类的观念有问题③.这就展现出文学史编撰体例的两个经典视角——时代和文体的冲突.两位主编在中英文序言中反复强调为避免囿于文体分类的藩篱而采用文学文化史视角④,他们对文体的认知实质上影响了文学文化史编撰理念的形成.20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建国后,中国文学史家已成功将文体分类传统“驯化”归入时代为轴的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因此两位编者基于欧美盛行以文体为中心的文学史而进行的理念反思和编撰尝试,显然无法在文体方面得到评论者的具体回应,他们更多将目光聚焦到争论年代分期的合理性.本文则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映照,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编撰中文体分类的编撰体例如何被收编、纳入时代编写中,又怎样逐步确立为“独此一家”的固定模式,由此作为一个侧面认识20 观念的演变.
一、以“各体文辞”为文学：
20世纪初文学史编写的文体导向
谈到文学史,无可避免的会溯及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作为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编写的目的是作为京师大学堂的讲义.因此这部文学史编撰的体例主要是依据《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中所列的“研究文学众义”而定.林传甲在书前题记中详细说明撰写的体例：“大学堂研究文学要义,原系四十一款,兹已撰定十六款,其余二十五款,所举纲要,已略见于各篇,故不再赘.”“右目次凡十六篇,每篇十八章,总二百八十八章,每篇自具首尾,用纪事本末之体也.每章必列题目,用通鉴纲目之体也.”⑤就其所列十六篇而言,前三篇分论文字、音韵和训诂,以小学根底作为学习文学的基础,四到六篇分论治化和词章之兴、修辞之法和作文之法,即强调文学主旨的变迁以及文学创作的原则、方法.第七到十四篇则大致以四部划分诸多文类：第七篇论经部文体,第八、十、十一篇论史部文体,第九篇论子部文体,第十二至十四篇分论从汉魏至今文体,近似集部.第十五和十六篇则论及骈散之争,以及骈文类别.其每篇的编纂原则是依据“纪事本末之体”.“纪事本末之体”始于南宋袁枢所创《通鉴纪事本末》.《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评价是“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⑥因此“纪事本末之体”主要有两个原则：一是分门别类,以类相从；二是每类之中,各详始末.这是明显的以体类统摄时间.书分十六篇,每篇十八章,篇内对于章的安排遵循时间顺序,也就是贯彻以体类为主,时间为辅的编撰原则.
其中例外之处在于第十二至十四篇,历时分论汉魏至今的文体.篇内每章论及一时具有代表性及开创性的文章体裁,按照新文体涌现时间机械地编排顺序,但没有考量章和章之间的内在逻辑,反而近似于文章流别体例.表面上是以时间统筹,实际上是按照文体分类论述.《奏定大学堂章程》对这种编写方式有所说明：“周秦至今文章名家之文集浩如烟海,古来最著名者大约一百余家等每家标举其文之专长及其人有关文章之事实,编成讲义,为学生说之,则文章之流别利病已足了然.”⑦这里清楚阐明了文章流别的编撰目的.以文体为主,旁及作家就成了第十二至十四篇的编写方式.因此,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总体来说是以“经史子集”四大体类分篇,具体到和文学最密切的“集部”则以文体分章,历时性的史感偏弱⑧.
林传甲对文章流别的关注和当时的文学观念有着密切关系.《奏定大学堂章程》里“中国文学门”下有七个“主课”,其中一个即是“历代文章流别”.其下有一句说明：“日本有《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⑨这是认为“历代文章流别”最合文学史体例,最易剪裁成文学史的样式.林传甲仿日本文学史的地方即集中在第十二至十四篇论汉魏至今的文体.同时可以看出,就古典文化遗产而言,“历代文章流别”最契合于近代以来的文学含义,故可直接加以取材仿写成文学史.这是因为以“各体文辞”为文学是清末民初对文学内容的直观认识.这种文学观念决定了编撰文学史时的体例和内容.和《奏定大学堂章程》同时提交的《奏定学务纲要》就是这种文学思想的直接反映：
结论：适合中国文学史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中国文学史袁行霈pdf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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