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跨界取譬传统鸟瞰,这篇取譬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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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人们常常跨界性地攀附或援引史传、古文、绘画与戏剧等诸文类的专门性术语,以裨补难以自足言说的缺憾,从而形成“拟于史传”、“拟于古文”、“拟于绘画”、“拟于戏剧”等“跨界取譬”的修辞批评传统.这种批评传统既针对叙事文本,也针对写人文本.针对写人文本的各种批评术语又常常围绕两个关键词形成会通：一是小说与绘画、古文、戏剧等诸文体所共享的“代言”理论,二是凸显传统小说人物角色表演特征的“态”这一重要范畴.这种传统小说批评既有利于评论者便捷地阐释与评批小说文本,又有益于读者准确地理解并把握小说较之绘画等其他文类在叙事、写人方面的文体优势,还便于当今研究者据此顺藤摸瓜、探本求源,以更好地清点或整理中国的叙事、写人传统.
关键词：文体互参；跨界研究；取譬批评；话语会通；互相阐释
作者简介：李桂奎,男,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从事明清小说及文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修辞批评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小说写人研究”,项目编号：07BZW029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127-08
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来看,“文体独立”与“文类互参”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小说文体至唐传奇虽获得独立,但尔后仍然难以自足,常常借助他种文类写法以用之；之于小说批评,同样不免会遇到话语难以自足的问题,因而必然要“取譬”于其他文类的批评话语.于是,“拟于史传”、“拟于古文”、“拟于绘画”、“拟于戏剧”等“跨界取譬”批评应运而生,并蔚然成为传统.1为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特质和规律,本文拟对这一批评传统作一鸟瞰性的探讨与分析.1
一、传统小说批评中的“慕史”“攀文”意识
在文体学研究中,“文体互参”（或称“破体”、“文体交融”）现象已经颇引人注目.2 “文体互参”意味着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某些为文之道可以共享互用于各种不同文类.由“文体互参”带来的文本景观令人眼花缭乱,而与此相配套的“跨界取譬”批评也自然令人应接不暇.从传统文论所谓的“诗画一体”说、“以文为诗”说,到后来的“稗剧同源而殊途”说、“小说亦画”说,文学艺术批评中的“跨界取譬”一直没有间断过.不过,受到“别是一家”、“文各有体”等文类壁垒观念的左右,诗、文、书、画以及词、乐、赋等各种文艺样式之间的互参毕竟还是有限度的,就连后起的戏曲等文艺样式也经常抱定“本色当行”,固守一方地盘；相对而言,小说这一文体最具涵容性和开放性.同时,由于小说这一文体身份卑微,难以自足,因而即使以唐传奇为标志获得相对独立后,也往往要依傍他种文体而存活.众所周知,唐代传奇体小说早已赢得了“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1]（P135）这一评价.此后的小说创作也多善于采择文法而为.对此,古代小说批评家多有指出.如张竹坡说：“《*梅》一书,于作文之法无所不备,一时亦难细说,当各于本回前著明之.”[2]（P1505）由于古代小说常常文备众体,史才、诗笔、议论等各种文类特质兼容并包,文法、诗法、画法、剧法等各种技法兼容并蓄,故而批评家们有充分条件顺手拈来评说其他文类的术语来应用；再说,叙事、写人批评已在小说文体繁荣之前就在他类文体的批评中成熟,后人借以评说小说叙事与写人之技,将其比附为文法或画法,也是一种便捷而智慧的选择.另外,由于小说理论家们大多并非专才,像金圣叹那样的通才批评家都是既评画、论剧,也谈文,故而时常得心应手地援引他类理论来评论小说.于是,以针对叙事、写人为主的传统小说批评便拥有了较为鲜明的“跨界取譬”特点.
由于中国小说脱胎于“史传体”散文,因而“拟史批评”自然成为小说“跨界取譬”批评的一道风景线,尤其是人们惯常把小说名著比作《史记》,或拿《史记》与小说作比照,以校短量长,进而借助评论“史家”的术语来评说小说叙事、写人之道.如明代李开先《词谑》曾说：“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3]（P945）便把《水浒传》与《史记》相提并论,并用“史学之妙”来赞美这部小说的“序事”（叙事）之法,达到抵消有人攻讦其“奸盗诈伪”的目的.又如,清代金圣叹批本《水浒传》第十五回针对“智取生辰纲”一段叙述而作夹批曰：“从来叙事之法,有宾有主,有虎有鼠.夫杨志,虎也,主也,彼老都管与两虞候,特宾也,鼠也.等故于此处特特勒出一句不吃,夫然后下文另自写来,此固史家叙事之体也.”[4]（P838-839）在高度评价小说“有宾有主”的叙事之法后,金氏补充交代说,这本来就是“史家叙事之体”.此外,人们常常把小说传神的写人境界比附为信誉极高的“史笔”、“史迁之笔”,如袁无涯本《水浒传》第三回针对“史大郎夜走华阴县”中的几句文字作眉批说：“直接此数句,眼里、心里、口里,一时俱现,更无一毫帮衬牵缠,真史迁之笔.”[5]（P287）可见,这里是以“史迁之笔”来言说小说写人之道的.
相形之下,在诸文类和各艺术形式之间,小说与散文（除史传文外,还包括古文、时文、八股文等）之间的关联最为密切.为了达到叙事生动、写人传神等效果,小说家要大量创造性地运用散文化的语式和语言,以及散文体的篇法、句法、字法.小说批评家们本着小说法与散文法“彼此不分”的观念,再加上其中又有许多人拥有创作古文或撰写过八股文的功底,对所谓的“文法”深谙其中三昧,故而能够得天独厚地借助文法理论小说行文之道.于是,指证“文体互参”过程中出现的行文笔法的互相援引和借鉴等现象,便成为小说文本批评的一大重心.在传统小说批评中,笼统地将“小说法”比附为其他文类之法随处可见.批评家们曾屡屡指出某小说之“××作法”与某文类之“××文法”相通.如清代张竹坡《*梅读法》四十九云：“《*梅》一书,于作文之法无所不备.”[2]（P1505）指出《*梅》几乎包揽了所有“作文之法”（即八股文作法）.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例言》说：“小说做法与制艺同.”[6]（P2）干脆将小说作法等同于“制艺”（八股文）作法.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六回也有言：“稗官野史虽说是个顽意儿,其为法则,则与文章家一也：必先分出个正传、附传,主位、宾位,伏笔、应笔,虚写、实写,然后才得有个间架结构.”[7]（P179）也指出作为下里巴人的稗官野史（小说）与作为文人宿儒之笔的八股文在“法则”上同属一路.近代《小说丛话》有题名“定一”者曾言：“《水浒》可做文法教科书读.”[8]（P83）特别强调《水浒传》可供用以模拟训练八股“文法”.需要说明的是,传统小说理论所谓的“文法”主要指结构以及时空方面的“叙事”之法,也兼指某些传神写照的“写人”之法.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取譬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取譬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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