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直接成本估算1997—2018年,本论文为您写计划生育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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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国家治理离不开公共政策评估,人口政策的选择同样如此.政策成本越高,代表社会资源投入越多.中国人口政策已经转向,但既往政策运行成本的研究还不够到位.本文基于中国人口结构大转变的背景,使用分项加总的方法,估算人口政策的直接成本,结果表明,1997—2012年中国计划生育总投入累计达到8113.18亿元,其中占比最大的是社会抚养费和国家计划生育投入经费.为了更直观地显示计划生育成本,本文对计划生育投入和教育投入和医疗卫生投入做了横向比较,以期为中国公共政策的权衡取舍提供依据.
关键词：财政支出；计划生育政策；政策直接成本估算；社会抚养费
中图分类号：F234.2；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3006408
一、引言
公共政策制定者经常面临权衡取舍的难题.为了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决策者必须比较不同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全面掌握信息,做出正确决策.政策成本分析既涉及效率,又关乎公平.政策成本优化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并实现成本的公平合理分配.那么,谁是政策的最终受益者?谁又是成本的最终承担者?这样的问题决策者均无法回避,但无论是成本收益分析,还是投入产出决策,研究者都要先估算政策实施的成本.
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但关于人口政策的走向问题一直存有争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说明人口政策已经发生变化.因此,全面估算人口政策成本,不仅有利于全面评价既有的人口政策,也对未来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有重要意义.
为了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国家财政投入大量资金,而且社会资金投入也相当可观.在社会总资源既定的条件下,计划生育投入对其他投入（如教育投入、医疗卫生投入等）是否存在挤出效应,收益能否覆盖成本等问题都亟待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中国人口结构大转变的背景,使用分项加总的方法,估算中国人口政策的直接成本,以期为政策评价提供基本数据支持.
二、文献综述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一项独特的公共政策.中国学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和国外学者对生育决策研究有一定的差异.国外的研究主要从微观视角入手,分析生育成本和收益,其对分析中国居民的生育决策也有借鉴意义.Leibenstein和Notestein[1]提出了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将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并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孩子养育成本不断增加,但除享乐收益之外的其他收益持续下降.Becker[2]引入孩子净成本概念,指出如果养育孩子的净成本大于零,孩子为一般耐用品,则父母从孩子那里得到心理收益；如果净成本小于零,孩子为一般产品,则这可以带来产品的增值.Easterlin和Crimmins[3]提出生育需求供给理论,指出如果需求大于供给,则生育无需控制；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则生育控制政策就是必要的.
国内学者分析中国的人口政策多侧重于宏观视角,进而形成了不同的人口政策主张.第一种观点对计划生育政策持肯定态度.马寅初[4]主张,应在正确估计人口增长情况的基础上适当控制人口,他的主张后来成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彭珮云[5]、张维庆[6]、杨魁孚等[7]均正面评价了中国人口政策,认为政策成效显著,有效促进了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人口素质提高和经济高速增长.关于人口现状,邬沧萍和谢楠[8]认为,中国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惯性增长态势,因而不应放开生育政策.翟振武[9]也持有相似观点.田雪原[10-11]指出,当前中国人口红利期并未结束,未来可能形成人口和劳动力“以质量换数量”的新红利机遇期.第二种观点主张,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政策应该逐步放开.蔡昉[12]认为,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是一项没有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并且可以让最广大人民获益的改革领域.第三类观点较为激进,认为中国需即刻放开计划生育政策.郭志刚[13]、李建新[14]均指出,中国生育率过低将导致严重的少子化和过度老龄化,须即刻放开生育政策.旅美学者易富贤[15]也一直对人口控制政策持否定态度.宋健和范文婷[16]通过计算2000年和2010年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再生产指标,得出人口再生产模式已呈现萎缩型的结论,支持了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的观点.
国内也有从微观视角分析计划生育政策成本和收益的研究.在成本估算上,主要方法是加总不同的计划生育成本,但在具体明细加总上,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方法.董恒进和顾杏元[17]将计划生育的成本分为20项,加总得到计划生育总成本.另外,比较常见的是将计划生育投入分为国家财政拨款开支和社会开支[18],在此基础上,严军和李树茁[19]将计划生育成本从费用来源角度分为由地方财政拨款开支的计划生育费用、集体负担的计划生育费用和乡村负担的计划生育费用.杨魁孚等[7]则将计划生育投入分为国家财政投入、非国家财政投入和国际援助.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侧重于分析计划生育的国内投入,而忽略国际援助,原因是此类国际援助主要来自联合国人口基金,来源相对单一且金额较少.1994年后,联合国人口基金将中国从重点受援国家调整为一般受援国家,调整了对中国援助资金的分配标准,援助资金减少[20].另外,其他此类国际援助金额也较少,据盛朗和齐新杰[21]的计算,1998年中国接受此类国际援助的金额仅为20.40万元.
三、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成本估算
计划生育政策成本包含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前者是政府和社会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货币投入；后者则反映计划生育政策改变社会人口结构并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 影响,包括对人口出生率、婚姻家庭、劳动教育、社会保障和人口迁移等的影响.虽然间接成本估算非常重要,但受篇幅和研究主题所限,本文只估算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估算有待另文研究.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计划生育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放开生育政策最新消息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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