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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韩姓氏制度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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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韩两国姓氏制度的产生、变化、发展都基于“我”和“你”区分的“排他性”.但是,中国宋以后籍贯和姓氏一起使用的习惯演变为一种“社会的制度”,而韩国朝鲜后期以后将世居地和姓氏一起使用的习惯并不是一种“社会的制度”,而是一个“惯习”的继续.这与古代中韩两国社会性格的差异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郑樵;刘馨远;民族略;东国舆地志;地望;籍贯;本贯

中图分类号:K81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5) 06-0146-09

作者简介:[韩]安光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韩国古典翻译院研究员(天津300071)

一、绪论

据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可知,古代中国与同时期韩国社会中“本贯”一词的含义是不同的①,本贯在古代中国社会表示相应人物的籍贯,但在同时期的韩国却是表示相应人物所属氏族的“远祖的籍贯”.韩国本贯与中国本贯意思相同的时期也存在,即表示“籍贯”.但是,韩国本贯一词中“籍贯”的含义逐渐消失,只表示几百年以前“远祖的籍贯”,最后演变成为没有实质意义的“单纯的符号,也就是氏族固有的标识的符号”②.

古代中国社会和同时期韩国社会本贯含义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中韩两国社会的性格差异.中国古代社会从三国时代以后门阀崇尚之风兴起,至唐末逐步弱化,到宋时期门阀的意识差不多消失了,但古代韩国社会并无类似的演变过程③.其次,中韩两国姓氏发展过程的差异.考察中国的姓氏制度发展过程,到战国时代区分姓和氏的习惯已消失,姓和氏一起叫姓氏的新习惯出现,之后又出现了姓氏前加地望以示区分的习惯,到宋代这一习惯又消失了,又产生了以籍贯区分氏族的新习惯.但是,三国时代(B.C57-668)以后“汉字式姓氏”在韩国普及,到

收稿日期:2015-01-08

①参见常建华《朝鲜族谱研究综述》,载《朝鲜族谱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5页;[韩]宋俊浩《韩国氏族制上本贯和始祖的问题》,载《朝鲜社会史研究》,(首尔)一潮阁1987年版,第75-82页;[韩]崔阳奎《韩国族谱发达史》,(首尔)慧眼2011年版,第190-191页;[韩]安光镐《古代中韩地方志的本贯记录比较——以江西省吉安府(吉安府志)和全罗道南原府(龙城续志)为中心》,《大同文化研究》第8l号,(首尔)成均馆大学大同文化研究,2013年.

②参见[韩]宋俊浩《韩国氏族制上本贯和始祖的问题》,载《朝鲜社会史研究》,第76-77页.

③相关研究,可参见宋俊浩的成果,其中《韩国氏族制上本贯和始祖的问题》、《通过族谱看韩中两国的传统社会》(均 载氏著《朝鲜社会史研究》)二文与本文观点关系密切,可资参考.

高丽时代(918-1392)产生了姓氏前加本贯以区分彼此的习惯,且此一习惯历经朝鲜时期(1392-1910)直到现代也没有很大的变化.

本稿拟通过中国宋朝学者郑樵(1104-1162)和韩国朝鲜时期学者刘馨远(1622-1673)的视角来考察中韩两国社会的姓氏发展过程.郑樵在他的《氏族略》中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考察中国姓氏制度的变化过程,将姓氏出现的背景分为32类.而刘馨远在其著述《东国舆地志》中将韩国姓氏制度的特征与中国姓氏制度的特征进行了比较说明.

二、郑樵的《氏族略》

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详细记录了中国姓氏的起源和演变过程.《氏族略》中按姓氏出现的背景分别记载了32个有名的姓氏.在此之前,郑樵用通史的方式整理了从夏、商、周三代到自己所处时期的姓氏发展脉络.根据他的说法:“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族,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等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①为深入理解此记录的含义,我们首先考察中国姓氏制度基于区分“我”和“你”的“排他性”发展的事实.在中国上古社会,姓的概念早于氏的概念,用姓的集团是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最高的阶层,就规模而言这个集团仍很小.他们为了互相区分使用姓,然而同姓内部难以区分,故而又产生了氏.因此,夏、商、周时代姓和氏成为两种不同的概念,女子称姓表明自己的氏族,男子用氏表示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为一般的社会现象.但并不能说这时的男子只用氏,不用姓.此时的男子也有姓,但仅仅在名字前使用氏,表示他的社会身份.所以,在使用同一姓的人中,既有拥有氏的人,也有无氏的人,有氏者的社会身份比无氏者的身份高,而对于有氏者,根据氏的不同,他们的社会身份也不一样.

如上所述,中国上古时代区分姓和氏的习惯,对于现代人而言是件复杂或者难理解的事,即使是中国古人有时也易混淆.郑樵曾指出司马迁(B.C.145-B.C.87)和刘知几(661-721)的失误.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周代的文王称作“姬昌”,刘知几在《史通》中将周文王、周公分别称为“姬伯”、“姬旦”.但是,在郑樵看来,这种称谓均有误.众所周知,文王和周公都是周王室的成员,他们的姓是姬.文王的名字是昌,他在商王朝末期得到西伯的称号,周公的名字是旦,所以司马迁和刘知几将文王叫作“姬昌”、“姬伯”,称周公为“姬旦”.但是,在相信这个时期男子不能姓和名合用的郑樵看来,这样的称谓显然是错误的②.

然而,区分姓和氏的习惯到战国时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把姓和氏混用为姓氏的习惯.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姓氏观念即出现在此时.

如上所述,到周代区分姓和氏,所以用同一姓的人有不同的氏,即使同姓异氏也不可以通婚.但是,到战国时代因为没有区分姓和氏,即使他们具有相同的姓不同的氏,他们也不被认定为同一氏族,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同姓可以通婚.

战国时代区分姓和氏习惯消失的原因,当然应考虑在战国时代混乱的情况中,区分姓和氏的复杂习惯是难以维持的,但是,笔者从考察姓氏制度发展过程的观点来看的话,到战国时期用区分姓和氏的习惯来划分氏族的方式已没有意义.换言之,中国上古时代的一部分阶层从为了互相区分而使用姓,到只用姓不能区分彼此,于是开始有姓和氏之分,再到战国时代所有同一姓的成员,已没有同一氏族的意识.

结论:适合不知如何写中韩姓氏制度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中韩姓氏制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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