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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税收征纳关系的建立方式即税收的确立方式.成熟形态的税收主要通过专制课征和立宪协赞两种方式确立.对税收依据的认识、传统文化的路径依赖以及征纳双方力量对比关系是税收确立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立宪协赞的税收确立方式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基于税收要素的协商达成相对稳定的社会契约,而且包括通过政府与社会成员的有效互动提高公共部门的负责程度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推进国家治理的负责性、透明性和有效性.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应尽量避免因税收依据的认知、传统文化路径依赖以及社会资源配置状态而导致的税收立法行政化倾向,通过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关键词：税收确立方式；现代国家治理；税收依据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2-0040-09
作者简介：谷 成,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刘逸凡,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士研究生（辽宁 大连 116025）
一、引 言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在国家治理中都面临着如何通过完善制度建设、提高政府的财政能力和管理绩效以及与社会成员的互动更为有效地实现公共目标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表明,国家取得收入的历史一直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史——如果不能有效取得收入,那么国家提供安全、满足基本需求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也很难改善.税收不仅制约着一国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也是国家-社会关系角逐的核心竞技场.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收入的取得.税收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围绕税收的协商达成社会契约,二是由收入需求引起的制度建设激励.两方面的努力都会促进政府行为有效性及其负责程度的提高.
对于关心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而言,税收是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前沿领域.更为稳定、有效的社会运行体系和遵从水平更高的税收制度源于何处?怎样使税制改革在强化收入的同时促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国家如何与社会成员就税收的取得进行协商,从而使具有强制性的税收在参与主体多元化的现代国家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厘清税收的国家治理职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将税收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核心要素,考察税收确立方式、影响因素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中国税收确立方式的政策建议.
二、税收确立方式的种类
税收的确立方式即国家与社会成员双方之间税收征纳关系的构建方式.从历史上看,税收的确立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由贡献、请求援助、专制课征和立宪协赞等四种.
所谓“自由贡献”,即社会成员自愿向国家贡献财物.至于贡献与否、贡献何物、贡献的数量和时间等,都较为随意.中国的夏代曾采用过自由贡献的方式取得财政收入.例如,我国古代典籍《尚书》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详见《尚书·禹贡》..所谓的贡,就是人们为祭祀等活动贡献的物资.
“请求援助”是指社会成员在国家提出请求时给予帮助.西欧封建社会初期,当战争等紧急事件发生时,由君主提出请求,得到同意后向社会成员征税,以弥补王室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缺口.对于中国商代出现的“助”,孟子指出,“助者,藉也”《孟子·滕文公上》.,实际上也属于这种方式.尽管由于缺乏必要的强制性和确定性,通过“自由贡献”和“请求援助”取得的收入与严格意义上的税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距离,但仍为税收确立方式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专制课征”是指国家凭借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强制征税,无需取得社会成员或民间组织的同意.一般认为,春秋时期鲁国于公元前594年实行“履亩征收制”（又称“初税亩”）,开始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标志着中国税收走向成熟形态 张静群：《中国税史品读》,中国税务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专制课征下的税收征免和税额增减均由君主代表国家决定——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政府或税吏无须向社会成员说明征税和调整税收水平的理由,社会成员也极少对政府征税的依据提出质疑.尽管谴责政府重税甚至铤而走险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却都未将税收的确立方式作为改革的目标,专制课征的税收确立方式始终得以延续.中国的专制课征模式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影响深远.
“立宪协赞”即国家征税须经代议机关同意.以立宪协赞的方式确定国家与社会成员间的税收关系显然是对君主权利的一种约束和限制.这种限制发端于13世纪的英国.1215年,英国贵族认为国王没有履行保护臣民利益的义务,发起了反对国王随意增加税收和掠夺教会财产行为的武装反抗.迫于压力,国王约翰极不情愿地与贵族代表签署了一份文件,史称《大宪章》.《大宪章》规定了国王可以适度征收援助金的三种情况（即赎回身体、长子受封爵位和长女出嫁）,否则未经一致同意,不得在国内征收任何免役税和援助金.除上述三种情况外,均须通过信件召集各大主教、主教、寺院住持和大男爵,取得一致同意后,方可征收免役税和援助金.《大宪章》将诺曼征服以来国王和贵族之间约定成俗的契约关系转化为明确的法律文字,提供了一种通过谈判和协商方式确立税收的路径.为确保大宪章的实施效力,议会迫使爱德华一世于1297年签署了《大宪章确认令》Bryce Lyon, A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0, pp. 386-387.,进一步确认了议會的征税权.此后,约在14世纪中叶,议会又控制了税收使用权和税款监督权 顾銮斋：《中西中古税制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27页..时至今日,政府征税须经代议机关同意的“非赞同毋纳税”原则已被多数国家接受并在实践中普遍应用,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准则.
三、税收确立方式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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