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对海派文学拓展和变革,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王安忆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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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作为上海的居住者、观察者、书写者,从20世纪80年代的《小鲍庄》到90年代的《长恨歌》,再到2000年的《富萍》,她的写作视角一直处于乡土———上海———移民这样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中.有评论家认为,王安忆是海派文学的新传人（王德威《从海派文学观传人———王安忆的小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重新登台,得到大众热烈的反响.这种外界的因素,使研究者更关心的是：“作家是否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腔呢?我以为女作家王安忆是首选.”[1]能否将王安忆定位为海派文学的传人呢?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对王安忆与海派作家作比较,探讨王安忆对传统海派文学的拓展及变革.
一、上海的文本地位
在有关上海的文学创作中,我们最早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的笔下,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声色光景笼罩的洋场生活,看到了欧洲人的*场,摩天大厦以及酒吧等等.在他们的笔下,上海就是东方的巴黎,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所展现的生活场景是上海的*场、*、电影院、大旅馆、小轿车、富豪别墅、海冰浴场、特快列车等等,所描写的人物也是大都市里的舞女、少爷、资本家、公司职员等等,由这些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都市空间里表现繁华、喧闹、纸醉金迷的社会现实,把当时的上海作为现代生活的典范.这时的上海,远离多数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普通市民,是少数人的城市.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形成了特有的现代消费文化环境,穆时英的笔下上海带有疯狂的镜像：
“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等revne似的,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的伸出来的姑娘们的白漆腿的行列.（《上海的狐步舞》）”穆时英以罗列大量的物质形态来表现他对上海大都市的感觉,这显然是一个充满*的大都市,流淌着*与物欲.
到了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身处沦陷时期的上海,其作品多以都市（上海、香港）为场景,铺陈旷男怨女,夙夕悲欢,演义堕落与繁华,荒凉与颓废.她笔下的上海不仅是视觉景观,也是广大市民的生存空间,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传奇》等.从这个角度看,张爱玲对都市市民精神的把握与新感觉派是有着根本的不同.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上海是一个浮华的大都会,一个给人以现代情结的城市,而张爱玲则是以上海作为“传奇”故事的背景,内质却是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旧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情趣.上海在以往的“海派小说”中只是一个宏观背景.新感觉派和张爱玲所处的上海正在现代社会发展时期,而王安忆所在上海则历经百年的沧桑,上海由此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其他城市的都市文化底蕴,这是她能够深刻认识上海城市文化的优势所在.
因此,新时期的王安忆更有“文化自觉性”.我们从《寻找上海》里看到一个寻找上海历史的王安忆,从《富萍》里看到普通人参与建构现代城市———上海的历程,《长恨歌》开篇大段城市的描写,并不只是环境描写,更是城市历史的记述.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全面描述是对海派作家创作模式的突破.
在她的作品中,上海不仅是上演各种剧目的舞台,而是作用于人事之间的潜在力量,即上海的角色性得以凸现.王安忆的创作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为第一个阶段,作者写的是上海人的“上海情绪”———这种意识驱使着“雯雯”们要回到上海,因为上海是他们记忆中最好的城市,是他们的精神家园；80年代中期为第二个阶段,王安忆开掘的是上海精神的历史文化,刻画了一群上海女性如欧阳端丽等,她们即有经营生活的能干务实,又有大难临头处变不惊的气魄和胆识；90年代,王安忆的创作进入了第三阶段———从历史的精神依托中缓解当下困境,如《纪实与虚构》通过对宗族乃至人类历史的追忆,发现自己和这座城市血脉相通；到了2000年,从《富萍》开始,王安忆试图通过下层普通人的人生奋斗历程,写出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移民历史.
所以,王安忆虽然也像前辈一样描写上海故事,甚至没有回避上海的浮华（《长恨歌》里30年代的上海）,但正如陈思和所说：“王安忆为上海这座城市立像,她不但写出这个城市的人格,也刻意写出了几代市民对这个城市曾经有过的繁华梦的追寻.”因此,我们不能将她划归为传统意义上的海派作家,而更愿意将她说成上海的书写者.
二、人性的思考层面
海派小说的现代特征是建立在海派作家对人的认识以及把握.无论是施蛰存的《鸠摩罗什》,还是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以及刘呐鸥等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明显地受到弗洛依德思想的影响,作品带有浓厚的力比多意味.他们的创作一方面拓展了文学对人的表现层面,另一方面则停留于浅表,对海派文学的发展走向世俗方向有一定责任,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施蛰存的《鸠摩罗什》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重新解释历史人物,消解了历史人物头上的光环,表现了弗洛依德学说中的基本矛盾———道德与*.而刘呐鸥、穆时英则用人的生物性去解释人,认为财色是人的世俗本质.这实际上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还隔着一个层面,或者说他们只进入了弗洛依德所描述的“本我”层面,倾向于人性中“自然性”的一面,描绘的多是本我层次的“力比多”,缺乏对人性更进一步的探究,而未能关注到“超我”层面.以穆时英为代表发展起来的这一倾向,只说明人存在着本能的*,而没有发展升华为一种价值.在他们看来,人没有真相,既没有神圣感,更是脱离不了财色的俗人.
与新感觉派相比较而言,张爱玲的小说对人性的挖掘较为深入.她的作品基本上是围绕着人性的问题,40年代是一个对人性有着巨大考验的战争时期.张爱玲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得粉碎,所以她认为：“人性却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想要跳出单纯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事实如此.”[2]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她的笔下,人大多坚定地把自己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当“饮食”受到威胁的时候,“男女”都不重要了（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笔下的人物形象兼具人性和兽性,其行为的目标超越不了“利”与“性”的世俗目的,因此,她断定：“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
王安忆在这方面超越了海派前辈的思考层面,她将人性与整个人自身生命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试图在哲学层面上认识人性.《三恋》等是王安忆最早的几部谈及“性”的作品.在《三恋》中,王安忆真正的目的在于探究生命的本真,把人的原始*作为一种自在的本体来描绘,从而表达出对自身生命的理性思考.《三恋》之后,王安忆对于人性的探讨由个体发至整个人类社会.《长恨歌》中,作家将王琦瑶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个人命运的孤独感几乎无法摆脱.王安忆在哲学层面上探讨了人与生俱来的孤独感.
寻根是王安忆探索自身的一个方面.从《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等作品中,在对祖先奋斗史的找寻中,“我”发现他们同样在抵抗孤独,并将之注入血液予以流传,“我”感到：人生、人类本来就是孤独的、漂浮的.作家通过家族寻根,试图探求历史的精神寄托,帮助读者释放了孤独的苦闷,明白了存在即本真的生存道理.“寻根”是对“人性为孤独而救助”这一命题的释解与升华.
评论者大多认为王安忆在创作上继承了张爱玲的风格,但笔者认为,两者的根本不同在对待人生态度上.这种不同反映在作品中,就是王安忆对人生存境遇的思考与关怀.王安忆认为：“世俗的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实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而这喜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人生的看法是虚无的,张爱玲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同时,她又不由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俗世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只能这样窄逼.所以张爱玲的人生观走在两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3] 但王安忆大不以为然：“在此之间,其实还有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犹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盈的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世俗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宽阔与深厚的蕴含,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到低俗无聊之中.”[4] 在王安忆看来,人的孤独感,生命中的幻灭,并不是人生毫无意义,恰恰相反,生命依然是坚不可摧,现实人生虽然充满痛苦与悲剧,另一面却促使人的反思与超越,人生才会有新的可能.
结论：适合不知如何写王安忆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王安忆家庭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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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王安忆简介王安忆，上海人，中国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之一。她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创作了大量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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