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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办酒厂
在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所谓“东亚共荣圈”计划、大举入侵亚洲国家的时候,郁达夫曾避难于印尼苏门答腊,还在那里办过一家酒厂.据刘保昌先生所著的 《郁达夫传》 中记述,作为一介书生出身的郁达夫,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短时间“下海”成为酒厂老板,还把买卖做得很不错,不仅让自己生存下来,而且重新成家立业.我想,这不能不让人佩服他身上那种特有的适应能力和经营才能了.
作为文学家的郁达夫是人所熟知的.他曾留学日本十年,饱受民族歧视的屈辱,20世纪20年代,发表描写留日学生生活的自叙体小说 《沉沦》,蜚声文坛.大凡读过他作品的人都有体会,“自我暴露”“忧郁抒情”是其创作的两大特点.著名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曾这样评价他：“达夫为人坦率得可以惊人.”他可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憎态度、荣辱感受、念头、自私打算,甚至是性欲苦闷不加掩饰地奉献给自己的读者,其自我暴露的做法仿佛成了一种病态,而对青年来说,正好像是一股春风,立即吹醒了他们的心,觉得他正是自己要找的朋友.我想,也许正是这样,他的第一部小说集 《沉沦》 出版后,很快受到许多青年读者的热捧,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化明星.
1937年,郁达夫的命运发生重大转变.他先是到武汉配合郭沫若主持第三厅的工作,随后进入新加坡 《星洲日报》 进行抗战宣传.在这期间,残酷的战争让他在富阳的家业毁于一旦,70多岁的母亲为躲避战乱饿死于山间,长兄郁曼陀在上海惨遭汉奸特务的杀害,爱妻王映霞也因战争离他而去,就连3万多册心爱的藏书也在战火中丢失.接二连三的不幸,让他改变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转为大量的政论写作.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恐怕是对日本友人新居格的公开回信.他是对新居格在两国交战之际对他的牵挂表示感谢,接着介绍了战争给他家带来的一系列灾难,最后表明了中国必胜的信心.郁达夫在回信中这样说：“我们的老百姓,都因这一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艰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都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等民族中间的渣滓,已被浪淘尽了.”
随着战争的进一步蔓延,郁达夫被迫弃文从商,走上了办厂经商之路.1942年新加坡沦陷,为避开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掠,郁达夫一行逃离美丽的狮城,辗转进入印尼苏门答腊的一个小镇.缘于生计所迫,郁达夫改名易姓为赵廉,向当地华侨募集400盾资金,办起了“赵豫记”酒厂.这对郁达夫来说,无疑是一场考验,成功则可生存立足,否则连糊口度日都成问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幸遇当地华侨许乃昌的帮助,他终于酿造出两种白酒,即“双清”和“初恋”两个品牌在市场销售,且卖得很好.从此,他重新成家立业,续娶广东华侨陈莲有为妻,再生一男一女,家有盈余.据他1945年所立的遗嘱记载：“统计目前,存两万余盾；家中财产,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可见,此时郁达夫也可算家境不错了.
常言道“百无一用是书生”,但郁达夫却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白手起家,把酒厂办得如此成功,他凭借的是什么?认真分析起来,恐怕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华侨的倾情帮助.在那抗日救国的年代,海外华侨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蔚然成风,酒厂经营无论资金上还是技术上都得到了当地华侨的支持.这是他成功的首要因素.二是自身的能力素质.郁达夫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时学的是经济,曾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这些知识对他的经营无疑有帮助.特别是郁达夫有着极强的语言能力,懂日语、德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到苏门答腊后,他很快就学会了马来语,这无疑为他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向外推销产品提供了方便.三是适合的产业行当.经营酒厂,销售是关键.郁达夫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颇懂酒文化,因此品酒、谈酒、销酒肯定都是好手.我想,这也许是他成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尽管他隐姓埋名,妻子陈莲有也改名为何丽有,最终日本宪兵还是通过间谍机构查清了这个“赵豫记”酒厂老板的真实身份.尤其致命的是,郁达夫曾经被拉去担任过日本宪兵的翻译.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不久,日本宪兵担心郁达夫泄露他们的秘密,奉命对这类可能带来“舆论麻烦”的人物一网打尽.因此,郁达夫于1945年8月29日惨遭日本宪兵的秘密杀害.这样,尽管他早已安排同伴们秘密回国,但自己却再也无法生还朝思暮想的祖国了.
沈从文改行的背后
沈从文,上个世纪二十年始写小说,以其描写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表现独具魅力的“湘西世界”而蜚声文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他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却突然中止,改行从事历史文物研究,在历史的瓦砾片、故纸堆里又探寻了大半生,终于成为新中国杰出的历史文物学家.沈从文的这一转变,我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疑应是一个长期引人咀嚼的话题.
1946年,中国由国共两党形成的内战全面暴发,沈从文以一种悲悯的眼光,审视着这场战争,以为与二十多年前军阀相争“既相异又相同”,希望理性能战胜野蛮,尽早结束这场“自相残杀”的争夺.他是个彻底的不结盟的非派别、非集团主义者.这种“游离”于国民党、以及第三种政治势力之外的态度,在当时被斥为“第四条道路”.到1948年,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中国已到一个时代更替的前夜.這时,站在“第四条道路”上的沈从文受到左联的激烈抨击.郭沫若在香港发表 《斥反动文艺》 一文,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批评“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在人民‘今天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给了沈从文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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