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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歧路经济学家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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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战略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辞世,享年九十五岁.我写作此文时距离谢林辞世已经月余.这一个月中,我留意到,和国际学术界对谢林的高度评价和连篇累牍的文字纪念不同的是,中文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包括问及几位圈内人,竟然有人不太清楚这件事;而谢林曾经到过中国讲学这件事,就是从事博弈论研究的国内学者,都一无所知.于是,我觉得我的确有责任写点文字,以图让更多人了解这位学界泰斗级人物,并纪念这位受我和朋友之托、为中美学术交流付出过巨大努力的可敬老人.

打开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网页,在其最显著位置,至今仍然是“纪念谢林”专栏,专栏开头是这样一句话:“罕有人能同时对真实世界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产生如此深远的影響,而谢林却做到了!”这句话,我认为是对谢林最到位的评价.

由于从事防务经济学研究的原因,我最早了解托马斯·谢林,是其在服务于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兰德公司时提出的战略威慑理论.所谓战略威慑,是指冲突中一方采取有效方式影响对方决策,并期望借此影响对方对自身行为预期判断的行为模式.谢林认为,冲突主体之间战略威慑运用的微妙性,类似于著名的“勇敢者游戏”:在一条长长的、笔直的大道上,两辆汽车分别从两头出发,以飞快的速度面对面疾驰而来;此时,每辆车的车主一方面都希望不会发生两车直接碰撞以致车毁人亡的悲剧,但另一方面又都希望对方能首先避让,以使自己获得“勇敢者”名声.然而,有趣的是,在这种“勇敢者游戏”中,车毁人亡式悲剧发生的概率的确很低.而获胜的一方,从来都是有办法让对方明白“在任何情况下我不可能选择避让”的那一方.谢林分析道,一旦有一方通过某种行为率先准确地传递了“任何情况下都不避让”的信息,另一方最后时刻总会选择退让.这是因为,即使成为游戏中的“胆小鬼”,也毕竟略胜于车毁人亡.由此,谢林认为,当实力相当的双方发生利益冲突时,既要保证己方利益,同时又不想将冲突进一步发展为两败俱伤的战争时,双方一般都会运用战略威慑行为,以迫使对方能够让步.而冲突双方谁能通过战略威慑获得更大的相对利益,则取决于给对方的战略威慑的“可置信程度”.一旦对方认为你的威慑是可信的,即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会选择退却,那么为了避免更坏的结果出现,对方会选择让步.

由于谢林长期服务于美国军方,因而,他提出的战略威慑运用理论,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斗争领域.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长期处于冲突的状态,但却从来没有酿成战争,但并没有妨碍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张,实际上就是运用战略威慑的结果.尤其在处理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过程中,谢林作为危机处理团队成员,直接参和了决策咨询.他和成员们提出,要公开让全世界都知道,要么苏联人撤走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要么美国将不惜任何代价,包括升级为核战争的代价,也要对这些导弹进行空中打击,舍此之外美国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为了使这一“承诺”变得可置信,谢林等人建议,肯尼迪政府必须通过公共广播电视系统和公开声明,把这一“承诺”周知全体美国人、苏联政府以及国际社会.这种公开的做法就是告知对方:“我已经将自己置于一个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的地位,否则这届政府在美国和国际社会将失去所有信用.接下来就看你的啦!”于是,为了避免冲突演变为核战争,苏联政府最后时刻选择了退却.这是“可置信威慑”战略应用的一个真实范例.

谢林提出的让对手让步的策略,后来又被称为“边缘政策”:冲突中的双方尽管没有真正同归于尽,但却是以一方将自己摆在“不惜同归于尽”的位置上才化解困境的;在两个国家之间,尽管没有发生全面战争,但却是以处于战争边缘甚至有限战争来化解战争的.谢林提出的这一政策主张,后来被大国广泛用于外交、国家安全、核战略以及军控和裁军等领域,在真实世界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谢林作为学者,和政治家一起,塑造了冷战前后的世界格局.

和政策层面的影响一样,谢林在理论研究层面的贡献同样深远.在其经典著作《冲突的战略》一书中,谢林将其战略威慑理论系统化,首次定义并阐明了互动决策、可置信承诺、战略移动等概念,对讨价还价和冲突管理理论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为后来经济学领域发展起的合作博弈理论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其“不可置信的威胁”启发了德国经济学家舍尔顿(Reinhard Selten),后者提出的“子博弈精练均衡”概念就脱胎于此.仅在这一点上,谢林至少可和纳什比肩.后者的贡献主要是在“非合作博弈”领域.也正因此,二00五年,谢林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原因是:“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

但如果仅仅把谢林的贡献定位为发展起博弈论的一个分支,还远远不够.一九八0年,在为《冲突的战略》一书再版作序时,谢林明确写道:我之所以写作此书,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起一个跨学科领域,该领域可称为“冲突理论”.足见谢林本人的理论兴趣远超乎博弈理论,而是把目光投向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

我们都知道,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关于交易的经济学.从最基本的层面看,交易经济学所告诉我们的,还是斯密在两百四十多年前就已经给出过的理论:在交易过程中,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不仅增进了自己的福利,而且增进了公共福利.“只要是自愿的交易,肯定能实现由自利到双赢!”人们常将这一理论称为“斯密信条”.主流的交易经济学也因为论证“斯密信条”而给我们勾画出一个没有冲突且还能不断进步的市场社会图景,即“斯密世界”.

谢林的贡献在于,他注意到现实世界中冲突无处不在.和“斯密世界”相反,在冲突的世界中,自利行为并不能增进集体福利.相反,一方在冲突中多得到一份福利,意味着另一方同等份额的丧失,这就是“零和博弈”.而更极端的情况,自利的选择最终将导致“双输”,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囚徒困境”.当然,谢林更注意到一种情况:冲突双方的博弈其实往往带有非零和的性质,此时,双方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达成协议,无论产生哪种协议,都比没有达成协议要好.因此,管理和处置冲突的战略或艺术就非常重要.而谢林试图通过自己和他人的努力建立起“冲突理论”,其意义也在于避免现实世界利益冲突最终酿成“双输”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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