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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拾荒者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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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规军”和“野战军”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拾荒者

2016年1月最后一天的晚上9点,北京室外温度为零下9摄氏度.在某大型商场门口,一个佝偻的身影趴在垃圾桶上,努力地摸索着里面的杂物.这个身影属于62岁的张明霞,一个在北京拾荒20多年的老人.不一会儿,几个可乐瓶、几张废纸就被挑出来,分别装进她身后的蛇皮袋中.在张明霞的周围,是十几个裹着羽绒服的年轻男女,他们正说笑着等红灯.

在张明霞的印象中,过去这20多年间,白天的北京基本不属于她,环卫工人、保洁公司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清理垃圾桶,不让张明霞等拾荒者染指.只有等这些“正规军”下班后,她才从只有半人高的窝棚中走出来,开始一整夜的工作.非但如此,即使在黑夜中,张明霞也要面对另外的力量.她不得不每月给所在区域的“老炮儿”上交一部分费用,否则,她很难在此地立足.即使这样,她收来的废品也常常被人偷走,她还时常在翻垃圾桶时,遭到其他拾荒者的袭击.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多年来一直和拾荒者打交道.据他调研,在北京的拾荒“野战军”足足有15万人,分成多个“帮派”,分布在京城80多个地方.他们大多以“同乡”形式聚集在一起,分割各自的利益区域.

张明霞这一类的拾荒者,就在“正规军”和“野战军”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张明霞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人从湖南老家跑到北京“捡破烂儿”的.来到北京后,因为租不起房,她找到一处城中村,用碎砖头和旧油毡,靠着别人房子的墙根搭了一个窝棚.这么多年,她一直居住在那里.

先行者暴富的消息一传开,很多人开始拖家带口进驻垃圾场

据王维平介绍,最先进入北京“捡破烂儿”的是四川人.1987年的一天,一个四川巴中(原达州地区巴中市)人拿着政府部门开的“条子”来到他的办公室,说“想进垃圾场捡垃圾”.当时王维平在市环卫局负责北京垃圾场的管理工作,“收集、运输、处理整个流程下来,一吨垃圾需要157元,既费钱又费事”.碰到有人自愿上门捡垃圾,他当即答应.“他们捡得越多越好,我们就省事儿了.”

获得同意后,这个名叫杜茂洲的四川巴中人,带着家乡弟兄涌进了北京一处垃圾场.几乎在一夜之间,1000多亩的垃圾场围墙边上,全部搭起了一米半高的窝棚,500多人开始在那里生活.在北京一座座垃圾山上,这些巴中人每月人均能“捡出”1500元,成了当时的高收入阶层.而当时王维平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00多元.

杜茂洲理所当然地成了这500人的“把头”,捡垃圾的人,每人每月要向他上交500元的份子钱——这是来北京前,在老家当小学教师的杜茂洲不敢想象的.那时,他一年的工资只有400多元.

暴富的消息一传开,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成了不少人眼中的香饽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拾荒队伍中.当时只有47万户籍人口的四川巴中市,其中25万人散布在全国各个城市以捡垃圾为生.到上世纪90年代,河南、河北、安徽、内蒙古、江苏等省份的人,也开始拖家带口地进驻垃圾场,梦想复制巴中人的发财之路.

河南固始人老秦,就是在老家做生意失败后,被邻居拉到北京“捡破烂儿”的.“那时在家做生意欠了27万元,到北京捡4年破烂就还清了.”老秦坐在椅子上晃着二郎腿说.他的身后,是上下两层堆满塑料瓶的废品仓库.经过20多年的打拼,如今他已经成为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

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淘到了金子.

每个帮派都设立了自己的“飞虎队”

自从巴中人进入北京的垃圾市场后,与北京垃圾业相关的一切,看起来都蒸蒸日上.不过,始料不及的是,与拾荒队伍一起膨胀起来的,还有行业内的恶性竞争.

“从前,打架、械斗几乎是家常便饭.”王维平摊开手比画出一个圆形说,“就这么大的地盘,四川人、河南人、河北人都想多占点,互相挤压.”

河南的老秦还记得,当时为了抢首钢附近的一片垃圾场,“来了几卡车人,武器都用上了”.

在这种局面下,每个帮派都设立了“飞虎队”,他们是最能打的一批年轻人.王维平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庞大的群体已经成为北京治安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也有拾荒者一直回避这个“江湖”,与外界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系.张明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没有找湖南帮派,也没有经历过那些血雨腥风,她也因此无法进入垃圾场捡“宝贝”,只能年复一年地,依靠翻垃圾桶维持生计.

1997年,北京的拾荒队伍已经扩大到了8.2万人.这时,有关部门向王维平透露了一个信息:北京市刑事案件,其中七成以上是拾荒者犯下的.“有的人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污水井盖儿、绿地护栏、变压器、甚至地铁的电缆都给你铰了.”王维平说.

为了缓解这种越来越混乱的局面,王维平最终促成北京10多个拾荒帮派坐到一起,商议解决方案.“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分工:“四川帮”有5.7万人,负责捡垃圾;“河南帮”1.7万人负责收废品;“河北帮”1万人,负责在四环外接应——城里收来的废品运到这里进行分类回收,再卖给产业下游的废品加工商;“江苏帮”人数最少,只有1700人,他们负责回收地沟油.

这场“会议”奠定了北京拾荒者的格局.即便今天,一些“帮派”仍沿着当初划分的老路继续前行.

就在这场“会议”后,河南人老秦买了一辆小货车,开始在天坛附近的胡同里定点收购废品,每个月能净赚上万元.如今,老秦已经搬到了北京最大的废品收购中心.那里聚集了200多家废品收购商,其中140多家的老板是他的同乡,河南固始县人.

曾经出现在电视上的“京城破烂王”,如今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那次会议以后,昔日的“把头”杜茂洲也在2001年创办了废品回收公司,统领着北京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5个区垃圾填埋场的废品资源.4年后,被誉为“京城破烂王”的杜茂洲对着电视镜头意气风发地说:“北京遍地是宝,只要你肯弯腰.”

但如今,这个当时曾经出现在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多家媒体上的“京城破烂王”,几乎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中.10年前,全市有1000多个未被治理的垃圾填埋场,到2016年,仅剩76个.昔日依靠垃圾场生存的杜茂洲,现在却因为垃圾场不再允许拾荒者进入而无处可去.他2006年在大兴区投资的塑料加工厂,后来被作为“低端业态”取缔.

和杜茂洲一起消失的,还有当年5.7万人的“四川帮”拾荒大军.他们逐渐被河南人取代,只不过这些新的拾荒者也只能沿着大街翻垃圾桶,或者在建筑工地捡废弃建材了.

“2009年时全北京有15万拾荒者,2014年已经减少到了10万人.”王维平担忧拾荒队伍的萎缩,将导致北京垃圾处理不堪重负.

在王维平看来,北京面临着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的垃圾处理厂,只能对垃圾进行粗拣,远没有人工分拣精细.

和杜茂洲一样,随着北京和河北塑料加工厂的停业关闭,老秦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老秦把一个饭盒拿在手里摇了摇,皱起眉头说:“去年这种塑料一公斤能卖到5.8元,今年才卖到1.8元.”

老秦收购点所在的这个大型废品回收中心里,几家废铁收购商已经停业.废铁的从去年的4.2元每公斤,一路降到了今年的0.4元每公斤.“现在国家的铁都用不完了,哪还要这破烂,他们赔了上百万元啊.”老秦指着不远处的一家废铁收购点,拉低声音说.

不过,每天晚上7点开始,仍然会有三四百辆拉满各种废品的卡车会陆续进入园区.这种景象让老秦感到放心,他相信国家不可能让这个行业消失,“只要我们停业一个星期,你信不信全北京满大街都会堆满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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