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主流媒体对中国梦的报道和意义建构,本文关于英国主流媒体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英国主流媒体论文参考文献：
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中国梦”已经成为中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进行大国传播、与世界对话的关键话语之一.“中国梦”提出的大背景是中国崛起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型,但近些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经济实力的增长并未给中国形象带来大的改观.正如学者赵汀阳指出的：“如果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还将仍然是个小国.”因此,“中国梦”的重要价值在于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①.
“中国梦”给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带来新的思想维度,它是中国向世界积极言说自我的话语诉求.所以,获知“中国梦”在异域如何被阐释和想象对于更有效传播“中国梦”来说就显得极为关键.本文选取英国目前发行量最大的四家报纸《泰晤士报》、《卫报》、《每日邮报》、《独立报》,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作为研究样本,在LexisNexis全球媒体数据库中以“Chinese dream”和“China dream”为关键词搜索新闻文本,时间起点为首次提出“中国梦”的2012年11月,截止时间为2015年2月底,共获取有效研究样本40篇,采用内容分析和框架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一、报道内容分析
1. 2013年关注度最高,从概念阐释到融入日常报道
在40篇有关“中国梦”的报道中,2013年全年的报道数量达到32篇,占总样本量的80%,2012年12月1篇,2014年6篇,2015年（截至2月份）为1篇.其中,消息28篇,社论5篇,评论3篇,新闻特写4篇.
总书记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概念,英国媒体当时并未特别注意,其较为关注的中国议题是那时正在展开的行动.2012年12月,《每日邮报》在报道中国打击腐败问题时援引新华社的评论首次提及“中国梦”,但文章并未对“中国梦”做更多的阐释.
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屆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在就职演说中先后9次提到“中国梦”并系统阐释了“中国梦”.重要人物在重大时刻重点阐述的新概念“中国梦”立即被外国媒体捕捉为新闻亮点.英国媒体以“中国领导人倡导‘中国梦’”、“提出‘中国梦’”、“的中国梦意味着什么”等为标题突出报道“中国梦”.这些报道将“中国梦”话语引入西方世界,介绍分析了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提出“中国梦”的意图.在随后的报道中,“中国梦”较少出现在文章标题中,而更多地被嵌入到不同题材（商业、社会、军事、科技等）的新闻报道中.
2.“中国梦”凸显在政治议题中,而民生话题成为重要切入点
“中国梦”更多地被融入到政治议题的报道中（21篇）.除了对相关讲话的报道,“”是最受关注的话题.同时,在社会议题的报道中,普通个人与“中国梦”的关系成为重要切入点,如学区房房价过高、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农民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等一系列民生话题获得较高关注度.
3.中英两国人士对“中国梦”均有积极评价,但总体情感倾向趋于负面
英国媒体对“中国梦”的报道主要采用了“事实框架”,而对“中国梦”的直接评论文章较少.中英两国作者对“中国梦”均有积极评价.例如,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每日邮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中国改革有利英国——中英应共绘未来发展蓝图》,讲述“中国梦”指引下的中国将同样惠及英国的发展.但从数量来看,在英国媒体上这样的“中国声音”还明显不足.一篇值得关注的评论文章来自英国知名教育人士安东尼·斯尔顿公爵,他从经济发展和合作角度指出中英应该加强合作,并观点鲜明地提出“我们可以共享中国梦”.
对于新闻报道的情感倾向的分析通常是由编码员通过对文本语言和语境的解读来判断.比如表达“英中两国可以共享中国梦”的报道被视为正面,对于仅仅提及“中国梦”而无明显态度倾向的视为中立,持批评态度的视为负面.基于此编码原则进行判断,持负面情感倾向的报道为29篇,正面情感倾向的报道3篇,中立情感倾向的文章为8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英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越来越紧密,经济新闻提及“中国梦”时显得更为客观和积极,如《独立报》在报道中国将参与英国高铁建设时,对中英合作前景表示了认同,并引用首相卡梅伦的话说：“英国希望中国能够实现中国梦,我们将在世界竞争中互相帮助.”
二、报道框架分析
根据甘姆森等人提出的以“诠释包裹”为核心的框架分析方法,我们对40篇样本进行了反复阅读和提炼,判断出这五家媒体在报道“中国梦”议题时基本采用了三个意识形态包裹：集体主义的政治宣传、民族主义的国家动员、对抗美国的话语争夺.在这三个基本的意识形态包裹下,与中国相关的不同议题被纳入到“中国梦”的解释框架中,从而在近三年时间里建构出“中国梦”的意义图景.
1.集体主义的政治宣传
“政治宣传口号”是这五家英国媒体为“中国梦”给出的第一个意识形态包裹.记者对“中国梦”进行定义时使用了以下代表性的表述：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great binding ideologies）、宣传攻势（propaganda blitz）、宗教性的信念（religious belief）、模糊的格言（vague motto）、空洞的口号（big slogan）等.“中国梦”从根本上是人民的梦,但在这样的定义下,却被描述为集体主义威权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如“Give licence” 意为“给予许可”,意指中国人没有自由梦想的权利,需要政府给予许可.
根据甘姆森的阐释,包裹通常包括一个故事情节（storyline）,或者称之为情境（scenario）.在包裹的故事情节或情境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特定的刺激性事件（stimulus event）,这些事件会引发媒体及各相关方产生新的意见和观点.在“中国梦”提出两年多以来,为了不断强化“集体主义的政治宣传”这一意识形态包裹,媒体结合不同的刺激性新闻来延续故事发展,如香港占中事件、台湾“太阳花”事件、内地小商贩与冲突、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等新闻事件,将“中国梦”刻画为空洞的政治口号,与普通中国人的梦想相矛盾,其背后的根本意图即在消解“中国梦”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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