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吴晗入党记,此文是一篇吴晗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吴晗论文参考文献：
吴晗（1909～1969）,原名春晗,字辰伯,是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吴晗一生始终追求真理,形成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一位忠诚的中国党员和铁骨铮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1909年8月11日,吴晗出生于浙江义乌吴店苦竹塘村一个书香之家.吴晗的父亲是个清末秀才,字写得好,诗词做得好,历史知识也很丰富,辛亥革命以后又进过学校,后来还在地方的镇政府做了几年事,积攒了一些钱,买了30多亩地.吴晗童年的学习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吴父教子很严,吴晗是长子,对他要求更严.7岁时,吴晗就进小学念书了,他学习刻苦勤奋,不仅功课好还爱读书,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家里的书看完了,他就到处去借书看,尤其喜欢读历史书和历史小说.有时为了借书,竟要跑百八十里路.他看书既快又能“过目不忘”,因此家乡的人称他为“蛀书虫”.他在小学读书时,语文老师杨志冰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位杨老师学问好、文章写得好,而且为人正直,又是吴晗父亲的世交.杨志冰不仅鼓励和教育吴晗多读书、多长学问,还把自己家的一些书籍借给吴晗看.吴晗读完小学后,升入金华中学,在他中学毕业后,家庭出现变故,家境每况愈下,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不能继续上学了,就在苦竹塘的椒峰小学教书,挣钱贴补家用.“大革命”时期,吴晗曾和几个同学商量到广州去考黄埔学校,因为筹不出路费只好放弃,可他求学的愿望依然强烈.
1927年春夏之交,吴晗因为自己的婚姻问题和父亲发生争执,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过了一段时间,他才给家里写信说升学无望,要到五台山去当和尚,并说那里有很多有学问的名师.不久,他又给家里写信说受朋友接济,已到杭州并考上了之江大学预科.吴晗的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卖了自己结婚时的首饰,把钱寄给吴晗,供他读书.吴晗在之江大学预科学习了一年后因大学停办又从杭州来到上海,于1929年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在那里他不仅学习刻苦,还开始了史学研究,在最后一个学期写出一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受到史学前辈的重视.1930年8月,他用卖《西汉的经济状况》这篇论文所得的80元钱作路费,由上海来到北京,起初想转学到燕京大学,但由于英文成绩不好,被燕京大学拒之门外.随后,他又报考北京大学,无奈考期已过.后来由燕京大学文史研究员顾颉刚介绍,吴晗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做馆员,他利用工作之便,读了半年的文史典籍,也积攒了点钱.半年后他辞职,自修准备考大学,每天到北京图书馆看书.备考期间,还草成了一部三万多字的《胡应麟年谱》.到了考期,吴晗先考了北京大学史学系,这次国文连同英文考得都不错,只是数学得了零分,北大没有录取他.他只得又去报考清华大学,考试成绩仍同报考北大一样,原本不应录取,但学校领导考虑他优异的国文和英文成绩,以为人才难得,就破例录取了他.1931年秋天,吴晗进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二年级.那时,吴晗的家境更加不好,为了维持生活,他在清华工读,每天课后利用两个小时帮助整理“大内档案”,不仅接触到更多的历史文献资料,而且每月还得到25元的酬金,能够勉强维持生活.这期间,吴晗还做出了一个“专攻明史”的决定.当时在北京的大学没有专攻明史的人,吴晗学习历史很踏实,尤其在攻读明史上下了很大功夫,掌握了很多知识,为史学前辈所赏识,也得到同学们的尊重,同学中有人给他起了个“太史公”的绰号.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吴晗还写出了《胡惟庸党案考》《明末的仕宦阶级》《<*梅>的著作年代及其社会背景》等多篇有见解的明史论著,分别发表在《清华周刊》《燕京学报》《文学季刊》等有影响的杂志上,受到当时史学界的关注.
吴晗不仅成为学业有成的高材生,他还是一个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进步青年.在吴晗考入清华大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后,得寸进尺,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对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对国内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残酷镇压.国难民困,时时萦绕在吴晗心头,使他不能平静.他感到,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再一味地钻“故纸堆”是不行了,安于平静的书斋生活也不行了.但如何才能挽救危难中的祖国呢?他一时又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义愤与苦恼,激励他去探寻和求索,也使他更加关心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
1935年,25岁的吴晗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毕业生中不少人都想去美国留学,有人劝他早作打算.吴晗说：“我研究的是中国历史,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上美国去干什么?向谁学习?”他毅然选择在清华大学史学系当助教,并承担了明史的讲授工作.从此,他一边教学,一边搜集和整理了大量有价值的明史档案资料,还陆续发表了不少明史论文,成为引人关注的青年学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辗转南下到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由于才华出众,被破格晋升为教授.不久,他又从云南大学来到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讲授“中国通史”和“宋元明清史”等史学课程,讲课时他对岳飞、戚继光、文天祥、郑成功等给予很高的评价,以此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使青年学者吴晗的思想受到很大触动.他十分钦佩中国的坚决抗战,痛恨国民党的妥协卖国.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的校园里贴出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以及西南联大学生写的《关于新四军的真相》的文告,吴晗心中更是掀起波澜.日益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奋起反蒋抗日.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大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用飞机从香港运回几条狗,许多著名文化人士却因为乘不上飞机而流落孤岛.吴晗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痛斥孔祥熙的卑劣行径：“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可算媲美！”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激励吴晗做出了又一个决定：“以笔作”,把史学研究纳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他在《<投枪集>序言》中这样写道：“（领导的人民军队）真刀打敌人,我只有一杆笔,真刀比不上,就比作一杆木头吧.木头伤不了人······但是投中了,也会有点痛的.”这一时期,他写下许多历史杂文,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这时的吴晗,已经由一个单纯的专心从事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的学者转变成为一个目标坚定的战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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