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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英国著名音乐剧大师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1948- ）年仅22岁之时,与26岁的词作者蒂姆·莱斯（Tim Rice,1944- ）完成了他们的第三部音乐剧作品《耶稣基督超级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以下简称《巨星》）,这是一部以耶稣受难记为题材的摇滚音乐剧.在韦伯的笔下,耶稣受难记虽然在情节事件上遵循了《圣经》的记载,但是在对故事和人物的诠释以及讲述的方式上,与原作大相径庭.因此,若仅着眼于题材、以基督教的视角来审视这部作品,它所呈现的受难记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一部你前所未见的耶稣受难记
源自《圣经》的耶稣受难记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流传了两千多年.众所周知,上帝之子耶稣在世间传道,进入耶路撒冷后,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这引起当局政府（犹太大祭司和罗马政府）的嫉恨,于是十二门徒中的犹大被祭司收买,为了30枚银币背叛了耶稣.门徒们在耶稣被捕后四散逃离,犹大也畏罪自杀,只有抹大拉的玛利亚（下文简称“玛利亚”）追随耶稣；最终耶稣被罗马驻犹太地区的长官彼拉多判处十字架刑,玛利亚见证了受难.
在这个我们熟知的受难记中,主角耶稣是圣人,其他角色是凡人.其中,犹太祭司、彼拉多和犹大这些人陷害耶稣,是反派人物；门徒们和玛利亚这些人信奉耶稣,是正面人物.圣——凡、正——邪对立,正义抵抗邪恶、圣人拯救凡人,强调“神救世人”的基督教精神.这样的诠释角度,凸显了人物身份的对立关系,故事的戏剧张力正是在这种对立中获得释放.
然而,《巨星》诠释的受难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耶稣是一个民权组织的年轻领导人,进入耶路撒冷时正值该组织如日中天之时；但是在浮华的表象下,组织内部暗潮翻滚.首先,耶稣本人是奉上帝之命创立该组织,他非常清楚自己最终的命运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间众生赎罪,而进入耶路撒冷就是受难命运即将到来的标志,所以不论表面如何风光,他的内心对日益逼近的死亡感到深深的恐惧和痛苦.其次,民权组织内部真正支持和理解耶稣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有人直言批判耶稣,此人正是犹大.犹大生性刚直不阿、秉公无私,他认为耶稣在工作状态和指导方针上都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一再提到自己是奉上帝旨意行事,而这引起了当局政府的仇视,很可能使整个组织遭遇灭顶之灾；同时,耶稣与玛利亚的关系愈发暧昧,这更令犹大难以接受.鉴于耶稣如此的“不靠谱”,犹大不得已找到祭司提出合作,条件是以耶稣的自由换取组织内其他人的生命安全,祭司赏给了他30枚银币,为了帮助穷人,犹大收下了赏金.
玛利亚曾经是,为耶稣所救之后成长为组织中女性成员的带头人,善解耶稣心意,深做到耶稣喜爱.但私底下玛利亚内心陷入对耶稣无法自拔的暗恋,此事被犹大发现.之后犹大告发耶稣,当局抓走耶稣,然而出乎犹大的意料,祭司们并未遵守耶稣的承诺,而是欲将耶稣置于死地,这时犹大突然想起耶稣曾经的预言,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操纵,自己不过是一个被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棋子.怀着满腹的羞辱和愤懑,犹大上吊自杀.
罗马长官彼拉多是一个外表凶悍内心善良的人,他曾梦见自己将要为耶稣的死受世人责骂,这令他感到很害怕.当奄奄一息的耶稣被带到他的面前时,彼拉多避之不及,耶稣亲口告诉他：“上帝之命汝不可改”,曾经的梦境忽然间闪过彼拉多的脑海,他终于明白自己与耶稣一样,是受上帝摆布而无力挣脱的傀儡,万般无奈之下判处耶稣死刑.
《巨星》的演绎,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受难记的一贯认知,这是一部我们从未见过的受难记.当置身于这样一种戏剧情境中,人物原本在身份上的对立被消解,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凡人一面被凸显出来.他们鲜活地展现着在世为人的艰难,而不再是来自圣经的、与我们距离遥远的神话般的形象.特别是耶稣,与之前高高在上的形象截然相反,堕入红尘,纠缠万千,凭着人性在命运的车轮下苦苦挣扎,生前之荣耀与死后之凄惨形成鲜明的对比.
韦伯为何从这样一种视角来诠释受难记?他究竟要表达什么?这与韦伯创作该剧所处的时代有关.
那个波涛汹涌的年代
2000年,即《巨星》问世30年以后,韦伯亲自授意制作并发行了一个电影版.这个作者首次亲自参与的版本,成为我们探寻和解读这部作品的重要依据.在电影的开场,伴随着序曲的响起,画面上出现了一群穿着背心工装、T恤牛仔裤的青年,正在墙上写着“爱”“自由”“解放”“反战”“革命”“打倒法西斯”等字眼.一群戴着头盔面罩、身着黑色皮装的防暴正举着警棍四处搜寻这群青年.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做到知,青年们其实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正是这伙年轻人的头儿,而那群防暴是当局政府的犬牙.
这一些镜头所勾勒的画面对于西方观众来说,并不陌生.回溯到1968年,上述画面曾真实地出现在西方各国的街头.当时以大学生为主的西方青年人集体罢课,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游行,振臂高呼着自由与解放、爱与和平,向包括国家领导人、高校教师在内的所有掌权阶级进行声势浩大的.这是一场反对当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有意思的是,这些孩子们所反对的掌权阶级正是他们的父辈,父亲们没有采取极端的手段,而是派出大量的防暴,与孩子们在街头对峙.2000年电影版在一开头就明确地将《耶稣基督超级巨星》的故事背景指向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味着这部极具反叛意味的音乐剧正是六十年代西方反文化运动大潮中盛开的浪花一朵.
写出《耶稣基督超级巨星》的韦伯正是1968年那群孩子中的一员.在这种剧变的社会境遇下,他能够以颠覆经典的视角对受难记进行如此诠释.千百年来以神圣形象出现的耶稣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象征着西方基督教神学的核心价值,是西方文明的制高点——当然,这种拥有制高点的西方文明,正是孩子们所反对的封建等级制文明.于是在韦伯的笔下,耶稣跌落神坛,变成一个最平凡不过的普通人,甚至让他的下场连普通人都不如——这是凝聚在耶稣这一人物身上的重要寓意之一：强调耶稣的悲惨经历,以此象征封建贵族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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