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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汉时期,河洛地区与海岱地区、匈奴地区、西域的文化交流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地区作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北方民族进行了多方位的经济文化交流.
关键词：秦汉；魏晋南北朝；河洛地区；文化融合
一、秦汉时期河洛地区与周边地域的文化融汇
1.河洛地区与海岱地区的文化融合
嬴政统一全国之后,建立了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为加强对齐鲁地区的控制,在海岱地区大力推行郡县制度,作为其统治思想支柱的法家学说也在山东迅速取代儒学的地位而广泛传播开来.思想上的统一,仅仅是一个方面,秦始皇为实现文化上的彻底统一,在山东半岛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从而便利了海岱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域的文化统一.
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于建武五年（29）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离宫八里,修建太学.太学规模宏大,“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京都太学置五经博士,传授经学,形成十四博士之学.由此之后,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因而集”.在东汉王朝政府的倡导下,地方出现“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汉明帝刘庄亦重视儒学,曾躬亲执教,“正座讲经”,使“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整个太学济济洋洋,成一时盛观.儒学的研究和传播中心此时已经由齐鲁地区转移到河洛地区.建初年间,章帝又“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五经同异,连月乃罢.”“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东汉帝王对经学的提倡,导致经学的兴盛.著名的经学家桓荣、班昭、马融、贾逵、郑玄先后云集洛阳,授学于太学或宫廷学校.匈奴也曾派人来洛阳太学求学,太学卒业而归匈奴讲学者如牟长、任安辈等不可胜数.教化所及,无所不至,故时人对洛阳有“首善”之誉.洛阳成为全国经学教育和研究的中心,地处京畿的河洛地区经学最为兴盛.
西汉武帝采用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东汉时期,儒家学说作为一种统治思想,除了京都洛阳太学外,全国范围内的郡县学教育机构,均以传播儒家经学为主要职能.此外,朝廷官员选拔,多以经学及经学指导下的道德行为为标准.这些促进了全国各地思想文化的统一.
2.河洛地区与北方匈奴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到汉武帝时,西汉经过近70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国力大大增强,对匈奴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发动了三次大战：河南之战（也叫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匈奴势力大为削弱.东汉初年,匈奴分为南北二部,南部归附于汉,匈奴就大量进入塞内,南匈奴王庭被安排在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后又转往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最后固定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南匈奴部众在驻牧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各郡.南匈奴归附东汉之后,享受本民族的习惯、生活和生产的特殊待遇.东汉政府每年拨付大量资金和物品,补充南匈奴的经济需求.南匈奴单于每年遣子至京城洛阳“奉奏”（贡献礼物及汇报情况）,贺正月,拜陵庙；而汉朝照例赠送大批的綵、缯、食物给左右贤王以下及有功德的人员.此后每一单于死,汉朝都派使者前往“吊祭慰赐”；另赠大批的缯、綵,令分赏诸王、骨都侯以下.东汉时人称这种做法为常规.相对安静的生产和生活使南匈奴的社会得到较快的发展,东汉和帝永元初年,人口达到二十余万,“胜兵”（常备军）有五万左右.南匈奴内附实现了北方边疆的稳定.直到东汉末年,南匈奴因内部矛盾而逐步衰落.建安年间,南匈奴的部众被曹操迁徙至今山西境内.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匈奴族逐步融合于其他各族之中.
留居漠北的北匈奴,连年遭受严重天灾,又受到南匈奴、乌桓、鲜卑的攻击,退居漠北后社会经济极度萎缩,力量大大削弱,多次遣使向东汉请求和亲,期望通过和亲与东汉互市交换所需物资.东汉政府没有答应和亲,仅同意双方互市.东汉初年,北单于遣使至京城贡马及裘,后又远驱牛马至边境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汉朝廷乃采取羁縻政策,多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最后北匈奴因迫切需要合市而发兵寇边,东汉政府才于永平七年（64）答应合市,并遣使回聘.永初元年（107）,北匈奴单于逢侯趁东汉放弃西域之际,控制西域,胁迫诸国共同搔扰东汉边疆十几年.元初五年（118）,逢侯被鲜卑击败,率领百余人投靠东汉,被东汉政府安置于颍川郡（今河南禹州）.
3.河洛地区与西域的文化交流
两汉时期,人们把甘肃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和阳关（在玉门关之南,今甘肃敦煌西南古董滩附近）以西的地方,称为西域.张骞通西域之后,西域各国纷纷派遣使节访问长安.从此,汉朝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事务,保护往来的商旅.这是西域各国正式归属政权的开始.新疆地区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形成了空前绝后的——丝绸之路.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166年,大秦安敦王朝的使臣来到东汉都城洛阳,这是欧洲国家同我国直接友好往来的开始.
此后,因仰慕河洛文化,中亚粟特人和大月氏人大批来华经商,尤其是数以百计的贵霜难民在洛阳定居,给这座东方古都的文化、艺术、宗教乃至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地区作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北方民族进行了多方位的经济文化交流.
由于曹魏政权对待周边民族的重视,“西域遂通”,为更好地管理西域事物,曹魏设立“戊己校尉”加强管理.晋武帝泰始、泰康年间,焉耆、龟兹、大宛、康居、大秦等国前来洛阳朝贡.泰始六年（270）九月,“大宛献汗血马,焉耆来贡方物”.泰康六年十月,“龟兹、焉耆国遣子入侍”.
西晋时期,更是出现了周边少数民族和国家向往中原的.《晋书·四夷传》相关记载比比皆是,咸宁四年三月,“东夷六国来献”.太康元年七月,“东夷二十国朝献”.太康三年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太康十年,“东夷绝远三十余国、西南夷二十余国来献”.永平元年,“东夷十七国、南夷二十四部并诣校尉内附”.
北魏时期,河洛地区因地处北方的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而成为中外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汇之处.西域制造琉璃的技术传入河洛地区,中原种桑养蚕丝织技术传入西域.在文化方面也呈现双向传播之势.孝明帝神龟年间,袄教从西域传入中土.景教也与这时传入洛阳.
此时,周边地域的民族、国家在中原王朝政权的巨大优势文化影响下,以能与中原王朝交往为自豪,所以纷纷派出使者前往京都洛阳朝贡,使者的来访,带来了所在国家或地域的土特产、风俗人情、人文信息,促使河洛地区能够更多了解周边的文化；使者回国时,不仅有中原王朝赏赐的丰富物品,更有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安抚之意.双方的互访,促进了河洛地区的文化传播到边疆地区,促进了河洛地区的对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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