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合力分析与时代,本文是一篇关于合力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合力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当代中国改革的成功启动是基层群众、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在互动过程中形成历史合力的结果.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通过基层群众的自发创新、地方政府的政策试验以及政府的政策调整这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形成历史合力,推动我国改革实现成功启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合理的改革切入点,突出地方政府在改革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完善群众路线在政策意义上的方法论价值,对于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
中国改革；历史合力论；合力要素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3002506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探索,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充满艰辛与曲折的历史进程
①.对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迈出改革的“第一步”显得尤为关键,改革的“第一步”迈得太大,容易引起人们的分歧,激发社会震荡；迈得太小,则无法触动原有体制,难以推动改革顺利开展.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当代中国的改革却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启动,并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因此,探究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理论逻辑,对于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指导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历史合力视域下的改革启动
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是不断突破原有体制的历史过程,改革的启动则是在原有体制的薄弱地带和矛盾焦点有所突破的历史阶段.当代中国的改革始于中国农村,“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P117）,“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1]（P238239）.随着改革在农村的顺利启动,农村改革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此成功地开启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巨轮”.
从改革启动的历史实践与国家政策的变迁历程来看,农村改革在时间脉络上,表现为包产到户政策从“不许”到“不要”,从“边远山区、特殊需要”到“农民自愿选择”的历史进程；在空间脉络上,表现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从安徽、四川等少数省份逐步扩散到全国的发展过程.然而,改革的“第一步”并非遵循既定的“路线图”,实际上,“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2]（P1）,“是几种力量相互制约、相互推进、相互学习的互动过程,是沿着曲折反复的道路逐步演变过来的”[2]（P10）.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意志导致相互交错的力量,这些意志和力量通过相互作用,最终产生出历史结果,而改革的“第一步”恰恰是基层农民、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多方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刻洞见,“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無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3]（P605）.因此,我国改革的启动,可以看作是不同主体的意志和力量相互作用形成“合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启动的动力从不同层面出现并不断汇聚,在不断克服来自各方面阻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有利于改革启动的统一力量,最终成功地实现了对原有体制的巨大突破
对于历史合力论的含义,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从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作用形成合力的维度进行理解,有的学者则从不同的人的“意志”和“力量”的相互作用来思考.本文认为,历史合力论是对社会因素以及主体作用的系统而辩证的认识,但为了实现研究的聚焦,本文仅从历史主体的维度探讨改革启动的合力要素及形成机制..
作为一场伟大的时代变革,当代中国的改革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建设历程,同时也是对原有体制进行扬弃的历史过程.从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具体过程看,在基层方面,广大农民迫于生存压力,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对人民公社的经营体制构成了巨大的制度性挑战,基层群众的创新性实践成为农村改革的动力源泉,并构成了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社会基础.在地方政府层面,以安徽等省份为代表的地方领导人从当地实际出发,一方面,通过放宽政策空间,为基层农民的变革实践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并通过主动的政策试验来鼓励基层群众的创新性实践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地方领导人将地方农业政策试验后的经济成效进行宣传,并积极寻求层面的支持,为政策调整提供了局部试验的经验基础,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关键性连接作用.在层面,以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总结地方政府的实践经验,并因势利导地对我国农业政策调整进行有力的政治支持,从而为改革的全面启动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三个层面改革主体的行动统一于农村改革的实践中,通过不同维度上对农村政策变革的积极支持,使具有政策试验性质的包产到户逐步“合法化”,最终实现了我国改革在农村的成功启动.
二、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合力要素及合力的形成机制
改革“第一步”的迈出是无比艰难的,改革之初,包产到户受到国家政策的明令禁止,大寨道路是当时农业发展的方向.从具体的历史过程看,改革的启动不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路径,而是通过不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实现的,是“下、中、上”即基层群众、地方政府及政府三方合力的结果.
(一)基层群众的自发创新
1978年,安徽省遭遇特大旱灾,10月15日,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到柿树岗黄花大队传达省委关于农业救灾政策,会上有群众提出用“责任田”的办法来提高生产积极性,引发了社员们的一致赞同和强烈请求,最后经讨论决定采取名为“四定一奖”（即包产到户）的责任制来加强农业生产[4]（P271）.这一做法实行不久,立即引起巨大争议,甚至遭人控告有“方向性”问题.虽几经波折,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在省委的支持下还是保留下来,并逐步在全县推广.尽管在1979年遭受春夏旱等自然灾害,但由于包产到户充分调动了生产积极性,肥西县全年粮食总产量比1978年增长13.6%[5]（P263）,1979年～1980年两年全县夏粮平均年产5.8万吨,为前8年夏粮年产的2.3倍[6]（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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