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红衣罗汉图,本论文主要论述了红衣罗汉图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红衣罗汉图论文参考文献：
《红衣罗汉图》（图一）有作者署款：“大德八年暮春之初,吴兴赵孟頫子昂画.”卷后有另纸补跋一通：“余尝见卢楞伽罗汉像,最做到西域人情态,故优入圣域.盖唐时京师多有西域人,耳目所接,语言相通故也.至五代王齐翰辈,虽善画,要与汉僧何异?余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故于罗汉像,自谓有做到.此卷余十七年前所作,粗有古意,未知观者以为如何也.庚申岁四月一日,孟頫書.”这段自述是解读《红衣罗汉图》的凭据,也将引我们进入赵孟頫（1254-1322）的人生与艺术世界.
一、天竺僧
故宋宗室赵孟頫应诏出仕元廷、抵达大都（今北京）是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春天,但旋即奉命南下,暮秋时返回；次年春,赴吴兴老家迎娶管道异（1262-1319）,秋天返京；至元二十六年（1289）三月又以公事赴杭州,秋天偕夫人同归；至元二十七年（1290）、二十八年（1291）仕于大都；至元二十九年（1292）夏,出任济南同知,先回了一趟吴兴,冬天才到济南；至元三十年（1293）、三十一年（1294）在济南；元贞元年（1295）应诏赴京修《世祖实录》,但很快以病辞归,秋天时已回到了江南；元贞二年（1296）、大德元年（1297）病休江南；大德二年（1298）北上大都,不久复南归,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直至大德八年（1304）作《红衣罗汉图》时,他仍在江南.所以,从1287年到1304年的18年间,赵孟頫南北奔走,仕隐转换,在京师的时间零零散散加起来不过三年多,但从1304年到补跋此图的1320年,这17年中,他却有10年时间是在大都度过的——从1310年回到这里,到1319年春末最后一次离京还乡——前后比较,显然后一段时间要长做到多,所以“余仕京师久”更像是在描述后来的经历,而非画《红衣罗汉图》时的背景.
那么,“颇尝与天竺僧游”便也是后来的事情了.一般来讲,“天竺僧”是指印度来华僧人,但由于佛教在其发源地不断遭受伊斯兰教的入侵,终在13世纪初基本被扫灭,中印僧侣往来虽然没有绝过,但也极少了.所以,14世纪的赵孟頫在元大都恐怕是见不到多少印度僧人的,现存文献中也没有记载可佐证他们的交往.若此,“颇尝与之游”的“天竺僧”是谁?
其实,赵氏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既然佛教自西土传来,那么罗汉也应画成明显有别于汉人的高鼻深目之貌.他和卢楞伽一样,因为接触过那些高鼻深目之人,所以要比没有这种经历的王齐翰画做到更做到情态.而至于“天竺”也好,“西域”也罢,在这里都是对西方颇为随意的指称,对于元代的很多文人而言,广漠的西土,很可能仅是遥远而模糊的地理概念.
而当时在大都,拥有这样相貌的僧人,是数量众多的来自陇右以西的西番僧、河西僧、畏兀儿僧种种,可统称为“西僧”.其共同点是多信仰藏传佛教,即僧,他们云集大都,出入内地,任官职,做佛事,皆因元廷的优待与扶植.忽必烈（1215-1294）于中统元年（1260）即位,便尊萨迦派法主八思巴（1235-1280）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确立了有元一代藏传佛教居于其他宗教、派别之上的特权地位.故而,与赵氏交游的所谓“天竺僧”实际上是这些东来的.
在赵孟頫尚未应诏出仕之时,河西僧杨琏真迦便奉忽必烈之命南下,任江南释教总统,藏传佛教由此进入江南.值赵氏北上之际,这里已兴建有30多所寺院,并开凿杭州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此后他屡回江南长住,对其声势日隆应该很了解.
当时驿传发达,而这些僧常能做到到乘驿的牌符驿券,因公因私,往来各地,又有贩运牟利者,以致超出乘驿的额定重量,使驿马不堪负载而倒毙.有统计,仅大德九年（1305）,即《红衣罗汉图》绘制的次年,当年来内地的藏僧就有850多人.赵孟頫10余年间亦往来于南北,应有不少见闻.
此外,初到大都的赵氏很快与阿鲁浑萨理（1245-1307）、高克恭（1248-1310）、康里不忽木（1255-1300）等色目官僚开始交往.所谓色目,本是“各色各目”之意,元时笼统地指称广袤西部的各族人,即除了蒙古人、汉族^之外,基本上都属色目人,他们同样有着高鼻深目的容貌,这也增长了画家关于罗汉像的“心做到”.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浴马图》（图二）中有牵马的色目人奚官形象,栩栩如生,无疑是赵氏“耳目所接”的结果.
空前多民族的元帝国使赵孟頫获得了在南宋时不曾有的视觉经历,即便是尚未“久仕大都,与天竺僧游”,但在1304年的江南,对于完成这幅《红衣罗汉图》而言,他已有了条件.
二、罗汉像
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来自梵文Arhat音译,也称尊者、应真,是小乘佛教修证的最高果位.唐玄奘（602-664）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始将罗汉引入中国,故罗汉像的绘制不早于此时.初以有佛经依据的十六罗汉像流行,后加入了降龙、伏虎,增至十八,又演化出了诸如骑狮、缝衣、渡水等经典样式,但因为佛经中并无罗汉像的严格仪轨,所以画家仍享有较大的创造空间.而在这个系统之外,还有一类罗汉像,是现实中做到道高僧的画像,因高僧亦可称罗汉,故用此名.（当然,一些十六、十八罗汉像可能也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现实中的僧人,但写实性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既然赵孟頫在《红衣罗汉图》跋语中强调有现实依据,则此图或可归于这一类,那么,画中人是哪位高僧?
有学者认为是胆巴（1230-1303）,此图系赵氏为纪念于前一年圆寂的国师胆巴而画,借此“隐喻正在萨迦大寺做总持的故宋恭帝（瀛国公）,以寄托画家内心的哀婉情思”.胆巴是八思巴的弟子,至元七年（1270）随师父来到中原,先奉诏居于五台山,八思巴返藏后,代司其宗教职能；至元十九年（1282）他返藏区；至元二十六年（1289）回到大都,但很快被流放到潮州；至元二十八年（1291）再回大都；大德七年（1303）在元上都圆寂.以其行踪来看,如果与赵孟頫谋过面,当有1289、1291、1292等几个可能时间,地点即在大都.但是现存文献中并无二人交往的任何记录,赵氏唯一与胆巴有关的事情,是于延褚三年（1316）撰文并书写了《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即《胆巴碑》,但事实上这也是奉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1320）敕命而作,没有材料显示他与胆巴有深交以至作画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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