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结集与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本论文主要论述了诗经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诗经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关键词：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敬之》；《诗经》；孔子删《诗》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2-0138-12
拙作《再议“孔子删《诗》说”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徐正英、刘丽文、马银琴商榷》①发表后,得蒙徐正英先生来电与晚生谈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文本归属问题.徐先生说：“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是首尾完整的一组诗,其篇章标识清楚,九首诗依次标识有‘元纳启曰’‘二启曰’‘三启曰’等以至于‘九启曰’,层次分明,结构完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然组诗中第一首入选今本《诗经》称作《周颂·敬之》篇,那么整个组诗原本亦自当都是《诗经》作品.它们要入选都入选,要不入选都不入选,因为是一个整体.今本《诗经》仅存《周公之琴舞》中的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如果按你文所认为的《周公之琴舞》组诗本就不是《诗经》作品,那么《敬之》篇入选《诗经》这个基本矛盾就没法解决了.”此言促使笔者重审《周公之琴舞》：表达完整意义的《周公之琴舞》是否在王官编纂或重修《诗经》文本之时,选编入《诗经》?这是一个难题,其涉及《诗经》学史问题、王官编纂《诗》《书》《礼》《乐》等典籍或教本的原则问题以及《诗》《乐》文本的异同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笔者作了初步的思考,以一孔之见,草就此拙文,以期再求教于徐先生等方家.
一、三代诗教传统与诗的流播形态
《诗经》之诗皆可被于弦歌、贯以舞蹈,除了娱人、娱神,还用以育人,即供王官教化邦国储君之用.据传世文献所载,此种诗教传统由来已久.《尚书·舜典》说：“帝曰：‘夔,命汝典乐,敎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②寻绎舜之语意,声、舞之用是为形象地展现诗之意义.此是史官追溯三代诗教、乐教根由之言,虽未必为信史,但诗乐三代之前已然发生当为可信.《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
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③此认为在尧之前的古帝葛天氏之世,诗、歌、舞以朴质的姿态表露了古民的情志.至夏商,沿波前代造有《诗》《书》,《墨子·非命中》云：“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④《尚书·多士》载：“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⑤此皆言殷代已有编纂典籍的意识.今本《诗经》中的《商颂》尚存殷代诗集的余韵.⑥
在这里值得重提的是,对于《商颂》文本性质的判定,历来聚讼难决,有主商诗者,有主宋诗者,亦有主商诗、宋诗皆有者.在此笔者亦略作论述.首先从文献题名上看,鲁人作《鲁颂》,直题为《鲁颂》,同理,若宋人作《宋颂》,亦会将其命为《宋颂》.退一步而言,即使宋人将其颂命为《商颂》,在其被王官选入《诗经》之时,亦会被重命名为《宋颂》以与实际相符合.此外,在先秦传世文献里尚未发现有《宋颂》之称.其次,从东周人体认《商颂》中诗歌来看,解说者将诗中主祭者称为“先王”,如《国语·鲁语下》载春秋时期鲁国人闵马父对《商颂·那》的解说,闵马父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格.’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⑦这里闵马父将《那》诗中的“我”尊称为“先圣王”而不称“宋之先君”.又如《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之言,其谓：“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⑧对此,张松如先生说：“晏子在这里所说的‘先王’,当指主祭者而言,若是宋国任何一个国君主祭的话,晏子能称他‘先王’吗?”⑨所以,在闵马父、晏子等人看来,《商颂》属于殷诗,此当为可信.最后,以诗歌、舞蹈祭祀先祖、山川等的仪式并非发端于周代,如甲骨文载：“贞舞河”（合集14603）、“贞勿舞河”（合集14604）、“勿奏河”（合集14605）、“奏河”（合集14606）⑩等等,商人以歌舞祭祀山川由此可见一斑.而且商人又尚声,其必作有歌颂先祖功业、告成于神明之诗篇,此可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殷汤即位,夏为无道,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变,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B11同理,商汤之后必作有颂扬先祖的祭祀诗,这些诗篇经商代王官的专门整理、归类与编纂,形成了至少包括殷代三宗在内的颂诗.这些殷代颂诗最后经周代职官的筛选并统一加工润色,最终将最具代表性的五首选入《诗经》的定本之中.B12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今本《商颂》确为商代诗歌的孑遗.又根据郑玄、孔颖达对三代诗歌文本风格与功能的追寻,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可初步判断构成《诗经》骨架的风雅颂,其分类并不始于周代.郑玄《诗谱序》载：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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