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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重译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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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性重译指从新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原作而进行的重译.1869年版的《貂蝉:一部中国戏剧》和1861年版的《中国史之一章:大臣的计谋》虽然是基于同一原文本翻译的作品,且译者均为乔治·加德纳·亚历山大,但二者在文体、语言、内容和主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类似于一种重构性创作.因此,本文将采用“构建性重译”的理论对两部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并试图探寻译者的重构意图,以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西译有进一步的认识.

关键词:《貂蝉》;构建性重译;对比

重译(re-translation)是指在已有译本的基础上对原文本进行重新翻译的做法.国内重译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早期,其后几十年间不断有作家、学者从各个角度对重译理论进行阐释和完善.本文所采用的“构建性重译”的说法来自王晓丽对重译类型的研究.她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勘误性重译、构建性重译和倾向性重译三种重译策略.其中构建性重译,即指从新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原作而进行的重译.

作为基于同一原文本翻译的作品,《貂蝉:一部中国戏剧》(Teaou-Shin:A Drama from the Chinese)和《中国史之一章:大臣的计谋》(A Chapter of Chinese History:The Minister’s Stratagem)(1)却在文体、语言、内容和主旨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文化现象和构建性重译理论的研究形成了某种呼应.尤为有趣的是,这两部作品的译者属于同一人,即由译者本人重新翻译了自己之前的译著,并在原有译著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内容.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对 析两个译本,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地方.

一、差异对比

(一)文体

1861年,乔治·加德纳·亚历山大在《每周一报》(Once a Week)杂志上发表了《中》作为对《三国演义》(2)第八、九回连环计部分的翻译.从整体来看,他的翻译力求还原原著史书的样貌:在文章开头,亚历山大虽然承认《三国演义》“具有传奇作品的诸多特点”,但也直指其“所记事件严格遵循时代顺序”,并隐隐表达了对多数人只注重该作的文字之美而忽略其历史精确性的不满.因此,在翻译连环计片段时,亚历山大并未保留小说原有“章回体”体制,一些说书人套语也都被删除,使人读来更像是历史真实.此外,他还花了大量篇幅梳理连环计的前情和人物的线索脉络,承诺将尽可能用中国史学家自己的语言来讲述后面的故事.

1869年,亚历山大重译《中》,并将其改编为戏剧剧本《貂》出书发表.此时,译著的文体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历史演义变为五幕剧,并且是歌舞滑稽戏.这种改变,顺应了19世纪戏剧发展的潮流——当时诸如歌舞滑稽戏之类的大众娱乐型戏剧广受欢迎,亚历山大的改动,有利于提高读者接受度.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将中国戏搬到欧洲舞台上,除了滑稽戏之外的其他任何形式都是非常困难的.”

(二)语言

除却文体上的差异,两个译本在语言表达上也相去甚远,而这主要源于二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不同:归化法和异化法.所谓归化法,就是依据译入语的语言表达习惯对原文进行重新组合,以使译文的句法結构和表达手法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而异化法则是按照原文的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进行直译.(3)

在《中》中,亚历山大采用异化法进行翻译.正如他在文章开头所强调的,“自己将尽可能用中国历史学家自己的语言来讲述后面的故事”,因此,他在翻译中尽可能遵循原著,以求在最大限度保留原文本的面貌.

但在《貂》中,亚历山大却一改之前的译法,改编原文本使之融入译入语的文化语境,这尤其表现在一些文化意象以及诗歌创作上.首先,亚历山大在这个剧本中加入了很多具有基督教文化的意象:“gods”的运用在全剧非常普遍,无论是董卓、王允抑或是寻常百姓,他们在日常的祈祷、祝酒、即兴感叹时,无一例外都会提及,颇有口头禅的意味;而“demon”“witch”“monster”等词,则出现在说话者对厌恶的人或事的描述上,如张温之死后王允和慕华对董卓的评价、貂蝉被董卓占为己有后吕布对董卓的评价等.这些词汇的使用,既起到了强化感情的作用,又便于读者在现有文化语境下对文本的理解.

而在诗歌的翻译上,亚历山大也匠心独具.《三国演义》原著在描写董卓、貂蝉二人初见时,夹有三首诗、词作为小说叙事的补充,李渔曾作眉批曰:“有味乎其言之也”.由此可见,这些诗词并不只是小说煽情的需要,对整体剧情的发展也有暗示作用.因此,亚历山大在《貂》中也保留了“诗歌”的形式,并顺应英语文化的语境,将其改编成遵循英语格律(如aabb、abab等韵式)的诗歌,由貂蝉之口或水手之口唱出.这些诗歌虽然在表达方式、内容意境上和原著截然不同,但却从“他者视角”向我们展示了英语世界的音韵美.

(三)内容

两个译本内容上的改动,最明显地体现在人物的设置上.1861年的《中》,基本上如实还原了《三国演义》原著,特别是男性人物的刻画,如王允的忠义智慧、董卓的残暴 、吕布的勇而无谋,和原著相差无几;小说的中心观念也是男性化的,它从家国同构的角度出发,将连环计和国家大义相联系.而在《貂》中,亚历山大在保留小说原有主人公的前提下,增加了慕华、阿兰等角色;同时又对貂蝉的形象做了丰满和补充.值得注意的是,重译本对女性角色的描写占了相当重的篇幅,下文将以此为切入点对剧中出现的几大女性人物作出分析.

1.女性角色的改造:貂蝉

(1)自身性格的柔弱

在《中》中,貂蝉仍然是原作中的“女将军”甚至是“女死士”的形象,当她看见王允愁眉不展时,她主动提出“若有用我之处,我会万死不辞”,并对接下来的安排成竹在胸“我已发下誓言,大人请相信我,时机到来时,我会知道该如何去做的.”

而在1869年的戏剧中,貂蝉的形象则显得比较柔弱,也比较符合人们想象中的十六岁少女应有的模样.她虽忠心于她的主人,甘于为主人排忧解难,但却并不知该如何为王允效力.这种书写方式,也和原著中“妾自有道理”的“女将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结论:关于重译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重译献雉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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