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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之诚论文参考文献：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清史研究初创和起步的阶段,孟森、郑天挺、萧一山为“列清史于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清亡未远,耆老俱在、故实易知,不专治清史的史家对清代史事亦多有撰作,遗憾的是,这些隐没于主流之下的潜层论述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邓之诚先生对于晚明清初历史的研究,便是一个显例.
一
邓之诚（一八八七至一九六○）兼有新旧两方面的背景,虽出身于新式学堂,但其治史的理路,大抵仍侧重于传统学术.其治史并不专限于某一断代,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等课程,对宋史也多有心得.不过明清史,特别是明中后期至清前期的历史,则始终是其用力最多且成绩最为卓著的领域.《骨董琐记》内多记明清掌故,《中华二千年史》明清部分占据全书半数篇幅,存世日记和读书笔记中,也有大量对明清史事和典籍的考订.本文要谈的是以《清诗纪事初编》为代表的晚明清初史研究,此书最值得重视的是小传部分,邓氏的考证、评论以及对重要史料的提示皆在其中,胜义迭出,这是邓氏治清史最为夺目的部分.
邓之诚着手研究明清之际历史时正值抗战,因慕义士和遗民之苦节,遂多读其别集,“忧患中赖以自壮焉”（《清诗纪事初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因此《清诗纪事初编》中对明清之际的气节和民族问题尤为敏感,并且以遗民单列于前编,盖以志其节,且不欲以“清”污诸老之名.遗民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是遗民事迹的考索,由于文献禁毁,遗民事迹往往晦暗难明,特别是矢志抗清者,因其大多都是地下活动,尤难得证.不过诗文集中尚有线索可循,邓氏花费极大精力钩沉发覆,如其最先注意到吴祖锡抗清始末,并考徐枋佯为隐居,而和祖锡配合,“实有大谋,用心良苦”（26页）.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的魏耕通海案是清初东南一大案,大族被牵连者甚多,邓氏据魏霞、杨宾、朱彝尊所撰传状及魏耕《雪翁诗集》详考其事,举凡魏耕行踪、同谋之人及孔元章首告缘由,皆一一得其本末.不过限于体例,邓之诚并未详考其中细节,有的线索他也已注意到,如李之椿和沈士柱,书中已选录了徐孚远的《闻沈崑铜变感赋》和《重哭蒙难诸贤》,但可惜未能继续深入挖掘,后来何龄修在邓氏研究的基础之上阐幽发微,网罗诗文集、方志和官书档案中的史料,对吴祖锡、魏耕、李之椿案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又发掘出李长祥、黄毓祺、杨鹍、陶汝鼐等人的抗清事迹.顾诚则聚焦于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前后的地下抗清网络,在李之椿之外又考出唐虞、朱周
等人,并注意到方以智、方文、钱澄之等人的相关动向,东南抗清史的疑案方在数十年的学术接力中逐渐廓清.
士品和节义是明末清初士人所无法回避的话题.节义固有待于易代之际的生死和出处而后定,士品的评判则在乎晚明的党议.启、祯两朝政治史始终受到“君子—小人”之争模式的支配.其实明人便已指出,和东林对立的未必即是逆党,“有攻东林之人,为崔、魏所惜,而劲节不阿、或远或逐者,亦正人也”（《烈皇小识》卷一）.然而由于主流史料大体出自东林或亲东林学者之手,门户之见难以破除,导致了这一模式的长期存在.邓之诚对此颇不谓然：“宗羲党见太深,恶夏允彝《幸存录》持平之论,谓为不幸而存,作《汰存录》以矫之,斯同奉其师说,诋诃杨嗣昌过甚,顾炎武、潘耒皆不谓然,然莫能夺也.”（225页）不仅对于梨洲,邓氏对“党见”甚深的钱澄之、全祖望也有责难,并批评钱氏《所知录》“多传闻未审之言”（123、219页）.朱彝尊在明史馆力主“东林不尽君子,非东林者不尽小人,当除门户之见”,邓之诚称其“尤为有识”（749页）.晚明政治的另一特点是议论充塞、众声喧哗,前代史家多持道德论态度,首重“正人”之言,而不察其可行和否,邓之诚的观察则相当冷静：“东林之计,未必决于书生,而书生涉世太浅,出言太易,好为奇计,人人自命陈同甫,使其有议固不可,无其议而危疑之际,以口舌起猜嫌尤不可.”（117页）脱出道德论的限制,在政治运作的实态中评估各种“意见”,是邓氏尝试破除“门户之见”,进而重新审视晚明政局和士论的某种尝试.
政治史和制度史也是邓之诚关注的重点,甚至晚年一度欲编纂《清会要》,此种治学取向明显体现于《初编》中,他对清初中枢权力变迁和党争都有十分敏锐的观察.顺康两朝党争不断,“满汉有争、南北有争,废太子之争,几亘三十年”（“序”）.“清初政归八旗巨室,顺治一朝,政情杌臬,所由来也.康熙初元,四辅臣 ,赖索额图以覆之.索额图专横,乃以明珠分其权.明珠富可敌国,和余国柱表里为奸,故授意（徐）乾学、（高）士奇,嗾郭琇劾罢之.”用徐乾学辈,不过“欲倚之为搏击之用”（364页）,要之,“党争固烈,而操纵者则人主也”（940页）,这可以说是对清初政局演变极为清醒的把握.彼时的汉阁臣,稍早的如宋德宜、王熙、李天馥和稍后的张英、陈廷敬、张玉书等,周旋于各朋党间,缄默取容,形成“自求淡静”“名节可完、禄位可保”的所谓“桐城、京江风味”（《义门先生集》卷三）,邓之诚对之亦有精彩的分析,谓王熙等人“备位不问政事,虽各兼部务,亦见夺于满尚书”（611页）,张英则“甘心自下,始得保全”（560页）,然而这些人同时又是京师文人活动的核心,“结纳名士、竞尚诗文”,其中如李天馥“素好士”,彭鹏、陆陇其由其举荐,“文士从游者众”（555页）.宫廷政争和政治成就并非政治史的全貌,对于这些政事鲜有建白,又身处党争夹缝中的大僚,其社会网络、交游唱和未尝不是一个新的考量角度.政治史的曲折隐晦,必有待于诗文集中发掘,邓之诚在《初编》中留下了很多未能完成的线索,如称清初中书舍人权重,“多擢卿寺方面”（475页）；纳兰性德以进士为侍卫,可见“传宣之任,和后来御前大臣相同”,“和南书房缮拟谕旨,同属机要”（663页）.靳辅河工案是康熙朝党争的关键,但此前靳辅和淮扬士绅的龃龉则鲜有论及,邓之诚则以乔莱的异议为线索,勾连出孙宗彝、乔莱、朱克简之死可能的联系,以为“其间必有危及门户之事”（535、538页）,虽未能落成定谳,但至少为理解地方社会和中枢政治间围绕治河的互动提供一个角度.此外,小传中对稀见史料的提示更随处可见,如称郭棻文集“多足考见清初旧事”（616页）,并收有冯铨墓志；许志进集“涉及时事者至多,他人所不敢形之笔墨者,无不见于歌咏,废太子事,尤一再言之”（548页）；章永祚“文多切实政”（578页）,并有为允禩代作之疏.在某种程度上说,《清诗纪事初编》所试图呈现的,正是以政治过程中参和者“个人”的视角来观察清初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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