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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和他的“田野”渐行渐远,也渐行渐近.在新作《超社会体系：文明和中国》中,他呈现了其多年来于“三圈”的穿行及行旅中的思索,据此,及据其对“边疆”“边缘”“边界”等流行地理政治概念的反思,他回归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将中国人的“世界”划分为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圈,以之形容汉人聚居区、今天的“少数民族地区”及国境线以外的区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王铭铭在中国东南沿海汉人社区中从事区域研究,不同于人类学传统上研究的无文字、无国家社会,中国是有文字、国家阶级分化等的“复杂文明社会”；二十世纪末起,他在云南及“藏彝走廊”区域开展民族学研究,从少数民族构成的“中间圈”中看到中国文明内部的“文化复合性”.
王铭铭的“三圈说”,既是批判性的概念,又是建设性的概念（《超社会体系》,139页）.它含有两个“令人悲伤的故事”：研究“社会”的西方社会科学家反而为“社会”概念的内涵所伤；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家难以逃脱这一西方认识矛盾的“征服”,因之,主动使中国文明沦为“弱理论地区”.这两个悲伤的故事通过“文明”的概念交会,使王铭铭看到一丝希望.从中国这样的非西方文明的智慧中提炼出反思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基于非西方文明的世界观,建立不同于当今国族世界体系的其他体系（即使这些体系仅在现实层面之外的心态、观念和价值层面可能）—《超社会体系》一书朝向这些方向推进着.
然而,王铭铭并没有为此而将“我心”割裂于“他心”.相反,在《超社会体系》中,他经由遥远的“他心”,返回到他的问题意识领域.
我科学生涯中的大悲剧并不是四年半的战争中断了我的工作等在既往痛苦年月里,我失去了最好的学生和朋友,此乃莫大之悲剧.人们会说,这是法国科学界这一脉之损失；而于我而言,堪称一场灭顶之灾.
这是法兰西社会学、民族学奠基者之一莫斯（MarcelMauss）在亲历了欧洲由“大一统”转向“世界性战国时代”之后于上世纪三十年 下的一段痛彻心扉的话（莫斯：《莫斯的学术自传》,罗杨译、赵丙祥校,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十五辑,68页）.作为社会学家的莫斯痛定思痛,开始探究“一战”的社会原因.然而,他更加悲痛地发现,引发国族火并的“国族主义”竟和“法国科学界这一脉”研究的核心概念“社会”有相伴相生的关系.国族概念和十八世纪以来欧洲工业化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国族主义认为,民族、国家、社会、文化等概念相互对应,边界清晰,内涵纯粹.西方社会科学作为“国家学”之一,形成和国族相应的“社会”概念.这种社会概念抛弃了其原本含有的横向伙伴关系,是纵向超越人和人之间联系的“绝对他者”,或是宗教中的神,或是世俗世界的道德等.
莫斯深刻意识到,“社会”是“国族”的自觉方式.这种自觉割裂了个体、社会（国族）和更广阔世界的关系,也割裂了和其自身的历史联系,成为“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统摄下的内生的整体.国族自觉使其陷入孤立和自负,成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这场战火中痛失英才的莫斯不禁拷问,和国族伴生的社会学是否为国族事端的制造者和牺牲品?
以涂尔干（EmileDurkheim）和莫斯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这一脉,为使“社会”有现实的基础和内涵,将其落实于特定时空中的人群,但莫斯已认识到它无助于突破政治的局限,也不符合现实社会的本象.因此,他力主对法国社会学进行民族学化,为社会学拓展历史和跨社会比较的视野.莫斯在“一战”前已注意到,社会现象除了具有纵向的超越性,还拥有横向的穿越力,它们和其他因素相互勾连,交织成为一个复合体,莫斯将这个诸多社会体系构成的超社会体系称为“文明”.在时间的深度上,文明先于社会的形成,社会如同从文明“母体”中分裂出的细胞,在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其独特性,反之,文明亦是不同社会之间关系的结果；在空间的广度上,文明的范围大于单个社会,它超出了国族“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穿透了作为内生整体的社会的边界.文明并不诉诸武力,它是知识、技术、宗教等“风尚”,因接受和追随得以传播,因拒绝和排斥而有边界,因此,文明是复数的,介于单一社会和单一世界之间.
对于民族学赋予社会学的文明眼光,莫斯怀以欣慰和乐观,但事实上,对它的继承令人喜忧参半.莫斯的文明论突破了原始、古式、现代的进化文明观,但他对于连接原始社会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古式社会”（一定意义上,即王铭铭所谓的“中间圈”）尤为关注,它是文明的动力场,介于中国古代所谓的“文野之间”或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笔下野蛮和文明之间的状态.遗憾的是,莫斯的民族学传人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忽略了古式社会这一中间环节,在原始人中深掘人类社会的真谛,而视文明为这种真谛的反动.此外,英美的民族学原本具有文明的宏大视野,十九世纪末美国人类学之父波亚士（FranzBoas）接受德奥“文化观”,抛弃民族学传播论,由此发展出的“文化相对主义”虽然有助于消除进化论文明观造成的偏见,但具有“民族精神”内核的德奥“文化”概念同样落入国族“社会”的窠臼.上世纪初,英国现代人类学奠基者之一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R.Radcliffe-Brown）原本在剑桥攻读民族学,当他去安达曼岛做田野调查时,认为民族学对历史关系的探究并不可靠,转而研究社会内部的功能和意义,使本沉浸于太平洋多个文明圈中的安达曼岛成为“孤岛”.“二战”后,以英美这两个英语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占据主流,使莫斯苦心孤诣想要实现的法国社会学的民族学化再次丧失文明的眼光,而他对文明的论述直至二○○六年才有英文译稿.
如王铭铭所感叹的,我们该感到幸运的是,莫斯的传人中还有葛兰言（MarcelGranet）,他研究的正是莫斯最感兴趣的属于古式社会阶段的中国文明,中西学脉上两个“令人悲伤的故事”实现了“并接”.
“吸收了小型酋邦的因素,从蛮夷性的孤岛上掠过,封建君主政体迅即基于既有基础创建其地区性单位,接着,建立文明共同体的 使中国人果断地抵制正在形成的蛮夷联盟,这又致使中国人接受了一种办法——以大帝国为方式实现其国度的统一.其时,他们已抵达了形成我将称之为‘文明联盟’（agroupingofcivilization）的阶段.这是一种积极而又强有力的联盟.然而,采取‘文明联盟’的方式,并未使中国人感到有责任接受国家或国家观念,而对西方思想而言,国家或国家观念,乃为所有民族生活不可或缺的保护性盔甲.”（《超社会体系》,366页）这是葛兰言在《华夏文明》一书中宣称发现的重要事实—中国的大一统是基于关系主义的文明体.他是最早将中国当成一个“世界”而非一个“社会”的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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