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明扬嵇康集校注,这篇嵇康集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嵇康集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戴明扬从二十世纪二十年*始校注《嵇康集》,直至五十年代去世时止,倾注了毕生精力.遗著《嵇康集校注》是戴明扬孜孜从事古典文献研讨和古籍整理的见证,《校注》充分运用了吴宽丛书堂藏钞校本成果,据补《嵇康集》脱文11处共计125字；又合理运用鲁迅校《嵇康集》,为周校本指误41条,对研究鲁迅古籍整理颇有裨益.正是不倦的劳动,令这部著作成为一部文献价值颇高的古籍善本,和鲁迅校本一起成为《嵇康集》的权威版本.
关键词：戴明扬；鲁迅；《嵇康集》；《嵇康集校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181－007
戴明扬（1902—1953）,一作名扬,字荔生,四川省隆昌县龙市镇人.192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29年毕业,先后在河北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从事过教学科研工作.《隆昌县志·人物》有“戴名扬传略”［1］766.《嵇康集校注》是戴明扬遗著,也是戴明扬学术代表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提及《嵇康集》的整理,学术界多瞩目鲁迅先生.许寿裳说：“自民二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2］ 和鲁迅同期开始校勘《嵇康集》的还有叶渭清和戴明扬,叶渭清的校勘成果分期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没有引起较大关注,倒是戴明扬《嵇康集校注》采纳了叶氏校勘的大量成果.戴明扬的校注本“是一部研究嵇康生平和作品较为完备的专集”［3］,在梳理旧注的基础上,重点引录嵇康之前的文字用例作为注解,再择要附录明、清诸人评语于各篇之后,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但和鲁迅校勘的善本相比较,不免学界高下之评议,如顾农说：由于戴氏“始终以黄刻本为底本,搞起校勘来颇费事,例如他用丛书堂钞本校底本时,就须说原钞如何,墨校如何,朱校如何,说起来费力,读起来也吃力”.［4］顾先生就选择底本一端来讨论校勘学上的一般问题,的确不难看出,鲁迅校本简洁清晰,便于研读；戴氏校注本则引录繁复,不便初学.然而,正是戴氏不厌其烦的校注,还原了《嵇康集》诸多校本的本来面貌,辛勤的校勘之功还是令人肃然起敬.兹不揣浅陋,就戴明扬校注《嵇康集》的原因始末及其校注特点等略作探讨如下.
一
在“第四届开放时代论坛暨第二届思想史论坛”上,单世联先生评论舒炜的主题发言时说：“古典文学专家戴明扬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校注嵇康,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嵇康集校注》.中国魏晋时期的诗人嵇康,是和政府不合作的典范,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戴明扬先生校注嵇康有没有特别的政治关怀?假如说,他有这种考虑,在新形势下表彰知识分子不合作的精神,是不是以甚至对立的方式和当时的当代中国文化对传统的重构有关系呢?”［5］单先生只是信手拈来的例证,从这段例证至少可以提供两个信息,一是戴明扬校注《嵇康集》开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二是戴明扬校注《嵇康集》的原因可能有特别的政治关怀.单先生只是即兴发言,录音整理者也没有具体考证这段例证的时间悖论,五十年代末,戴明扬已去世多年,实际上,戴明扬早在就读北京大学时就开始校注《嵇康集》.陆宗达《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一文说：“有一次,一位叫戴明扬的同学注释《稽康集》,其中有‘交赊相倾’一语,历来无人讲清.戴请教多人,都未得到解释,便让我引见他去求教季刚先生.季刚先生立即找出证据,说明‘交赊’是六朝语,义即‘远近’.戴明扬惊服而去.”［6］查《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戴明扬1929年毕业,陆宗达早一年毕业,戴氏请陆宗达引见求教黄侃先生或在1928年前.结识黄季刚先生后,戴氏更就学于黄侃,入黄门弟子之列.殷孟伦《忆量守师》回忆：“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犯我京沪,我随先生到北平避难,卜居前外长巷上四条等当时先生门人在京者,有骆绍宾、陆颖民、戴名扬、刘子植、周馥、朱臾卿等请先生讲学,我亦侍席.先生乃为说文字声韵训诂相关之理.”［7］戴明扬1931年已成为黄侃门人,要求教老师自不必他人引见,由此可进一步推断,戴明扬校注《嵇康集》开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当然,校注《嵇康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如1935年台静农寄送《四部丛刊初编》本《嵇康集》给鲁迅,曾朱笔过录戴明扬的校勘批注,鲁迅在九月二十日致台静农回信中便批评戴氏校本,“常为旧校所蔽,弃原钞佳字不录”［8］,可见那时戴氏校本还不够精细,在断文定字上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也许是台静农转达了鲁迅的意见,戴明扬认识到吴钞本的重要意义,《嵇康集校注·例言》认为《嵇康集》“以吴钞本原钞为胜”,《参校书目》著录“明吴宽丛书堂藏钞校本”时亦认为“原钞多是,而校改每非”,正是从善如流的学术品格,推动戴氏校注《嵇康集》的工作又前进了一大步.据许寿裳致许广平信,1937年,许寿裳在整理《鲁迅全集》时,《嵇康集》序文中空白不易填,便曾托戴荔生填入,可见戴明扬在《嵇康集》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当时有一定的权威性.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后,戴明扬参校《全集》本《嵇康集》,《嵇康集校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嵇康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戴氏于1941年10月重订《圣贤高士传赞》,并以《圣贤高士传赞校补》为题发表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1942年第2期,又撰写《和嵇茂齐书作者辨》,发表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1944年第4期.可以说,校注《嵇康集》付出了戴先生辛勤的劳动,倾注了毕生精力.
然而,戴氏如此致意《嵇康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窃以为并不完全是因为嵇康其人和政治的原因.首先,戴明扬接触嵇康的机缘或许是因为《广陵散》和古琴曲.戴氏《广陵散考》说：“予少好雅琴,因颇留心其故实,昔年谒杨时百先生,见案上稿有说嵇叔夜《广陵散》者,叩以此曲之情致,先生曰：‘此杀伐之声也.’时已入夜,遂未竟谈,即听《渔歌》一曲而别,其后先生忽归道山,不能请益矣.迨先生书出,始获观其全文,和予意略有不合,乃更详考之,作为此篇,区以十目.”这里是讲自己写《广陵散考》的动机和始末,也正是戴氏研究嵇康的开始.杨时百,即近代琴学大师、中国古琴“九嶷派”创始人杨宗稷（1865—1933）,湖南宁远人,编著《琴学丛书》四十三卷,其《琴镜续》有《广陵散古减字指法解》（作于“戊辰腊月既望”,即1929年1月）、《广陵散史事轶闻杂录》、《广陵散》琴谱及跋（作于“丁卯六月望日”,即1927年7月）［9］.戴明扬能和杨宗稷谈论《广陵散》,说明他比较熟悉《广陵散》,也许能够弹奏此曲,并有较深入的研究.由此不难推测,戴明扬就读北京大学时,因《广陵散》而拜访杨宗稷,因杨宗稷论证《广陵散》及其各种史事轶闻而研究嵇康,撰写《广陵散考》连载于《辅仁学志》1936年第5卷第1—2期合刊,这应该是戴明扬研究嵇康的最初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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