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宝鸡民国初年匪患历史再现,本文关于匪患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匪患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一段尘封的历史,一部小说的解密,还原了当时匪患成灾的事实.作为文学的《匪首王海山》,有着这样的评价,即文本意义的长和短;叙事策略的长和短;审美性上的长和短;社会价值的长和短.一部有着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作品.
关键词：历史小说 审美价值 社会价值
谭继芳先生,执教一生,在他七十二岁高龄之际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匪首王海山》（华夏出版社,2009）,其执着于文学的精神令人钦佩.这不仅给他多姿多彩的教师生涯再添了一幅厚重的图画,更为宝鸡学界奉献了一株意味绵长的文学之花.
严格来讲,《匪首王海山》是一部历史纪实小说,说的是民国初年宝鸡八鱼原姚家沟王海山从匪的故事.全书以王海山从匪后的一系列匪事活动为主线,以群匪盘踞地八鱼城堡为故事展开点,从陕甘两省民国政府、军队剿匪和匪患对决的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叙述了匪首王海山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威慑西府五县及宝鸡方圆七区三十多个村庄,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的行匪过程.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作为匪首的王海山,拥兵自重,武装匪兵编制四个营,总数竟达一千六百余人.小说描述他们对抗政府,抢劫财物,蹂躏妇女,绑票索金,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威胁善良农民为匪,甚至动用酷刑,以残酷的手段鱼肉乡里的历史史实.武装土匪们多年来流寇式的活动,所到之处百姓谈匪色变.1934年,在西府五县（宝鸡、凤翔、岐山、扶风、麟游）万民请命和呼吁下,陕西省主席清醒地认识到匪首王海山不仅扰乱西府五县不宁,还会直接威胁到省城西安,于是调集十七路军两个团和五县民团联合剿匪.民国二十三年,匪首王海山终于被军队和民团击毙,年三十二岁.这个横行陕甘两省作恶达七年的匪首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为完成这一宝鸡民国初年匪患历史的文学记录,谭继芳先生查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从民间搜罗了关于王海山离奇的罪恶事实,其创作动力如他所言“责无旁贷地把民国初年百姓饱受土匪祸乱之苦的史料演变为小说,使读者看后自然痛恨万恶的旧社会,从而热爱新社会”（见前言）.作者所言朴素而又感动,一位老人的文学情怀和还原历史的可贵精神,不正是当下倡导正能量社会意识的彰显吗！作为从事文学批评的笔者,本着关注本地文学创作之责,就有必要对谭继芳先生的辛劳之作做如下评说和判断.
一、《匪首王海山》文本意义的长和短 《匪首王海山》是一部典型的民间匪事小说文本,即宝鸡民国初年一部真实的匪事事象生活的记录.这类小说文本,从陕西文学创作的题材类向看,已形成了一组“秦地匪事文学”板块,如贾平凹匪事系列《白浪》《五魁》,孙见喜《山匪》《关中男人》《关中女人》《关中匪事》《双旗镇刀客》,以及红柯《西去的骑手》等等.谭继芳先生的《匪首王海山》无疑是近年来这种匪事小说的再一蝉联.有道是秦州自古帝王州, 兵家常争地.由此,《匪首王海山》在宝鸡文坛的问世,其地域故事凸显的现实意义、历史史实再现的价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匪首王海山》既然界定为历史小说,那么,从20世纪末文学史背景考察,这类小说又归属于“新历史小说”范畴.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作家二月河“清代帝王系列”小说引发至今,其创作依然沿着古代新历史小说、近代新历史小说两条线延展,其小说文本多被转换为影视文学而被搬上银幕,广为传播.由于这一小说叙事所带来的新视角、新故事、新框架、新人物、新结局,全然一个“新”字的表里,加之作家们新的历史观的深度介入,一时间新清官剧、新匪事剧、新公案剧等等热播连连,热评潮起.究其因,这类小说摒弃了前历史小说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是作家们用文学重构历史的一种小说,即个体对历史的重新书写.描写主体也多样化、民间化,人物各异边缘化,反映了一个民间群类的社会世相.因此,这类新历史小说就具有耐读耐嚼的民间意味的情感魅力.《匪首王海山》就文本意义的简单界定,属于这类小说的范畴,若从“个体对历史的重新书写”这一文本意义的特质衡量,还差些火候,仍然局限在一个故事的叙述、一段史实的复现,缺少对这段历史、历史人物重新书写的力度.这即文本意义的长和短.
二、叙事策略的长和短 《匪首王海山》是一部小说,是作者在对宝鸡民国初年王海山行匪事象调查研究后,以文学的方式、手段所转换的一部文学作品,这就涉及到一个文学的叙事策略问题.很明显,《匪首王海山》的成书,作者采用的是民间原生态写作策略.从人物、事件、环境、故事发生地等并未予以过多的典型化、概括化,或者提升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化层面,而是更多的以翔实、丰富的史料予以纪实性书写,体现了原生态叙事的最大真实化和写实性.这一坚持民间立场的写作策略,无疑给读者提供了民国初年横跨陕甘两省,祸及西府五县,令后辈世人震惊的当地匪患成灾的一幅活生生的历史图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特定时期匪事历史情境的生活还原,其创作意图显然达到了,作为特定时期一桩匪事的历史遗存,其史料价值也达到了.
但是,《匪首王海山》毕竟是小说文本,而非历史教科书.在作者运用原生态叙事策略的同时,应该隐含创作主体对描写对象所持有的一种倾向,即价值判断.所以,在叙事策略的背后,我们看到和感到的仅仅是匪事行径的平面化纪实,作者倾向较为模糊,价值判断也有些弱化,重新书写意味显然不够.文学需要对生活的重新书写,这也是当前文学创作中普遍所缺失的,而思想、精神、意义、价值往往被一堆故事所淹没.我们应该琢磨作家贾平凹的匪事小说,如对男匪们阳刚侠气的描写,对女匪们秀婉柔怀人性化的赞美,这样的描写意在改写和颠覆“匪”的旧有概念,其文本意义是重大的.从人类学视域看,所谓“匪”,虽是匪,但首先是人.既为人,也就免不了匪性和人性因素的诸多胶着胶拌.而事实上,往往匪的某些壮举使世人震撼、钦佩,人的一些卑琐倒使人叹失、灰丧,这在生活中是常有的事.所以,贾平凹笔下的五魁,《天下无贼》中的王薄、王丽,这些人物都是作家对历史重新书写的结果,对所谓“匪”“贼”重新认知的思考,因而使其作品的表现很有价值力度,以至成为匪事文学中的经典.《匪首王海山》,在叙事策略上之短也就在此处.这就是叙事策略的长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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