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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分唐宋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谈艺录》中,钱钟书摒弃旧有成见,结合中西文学现象和诗学话语,在否定社会造因说的基础上,对“诗分唐宋”的理论内涵做出了更为合理的阐释.认为和其将唐诗宋诗视为唐宋两个社会阶段的产物,不如将它们视为创作主体的不同性情心理所造就的两种创作倾向,性情心理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种创作倾向往往交缠在一起.其具体见解对主张再现说的现代主流创作理论具有重要的纠偏意义.
关键词：诗分唐宋；钱钟书；《谈艺录》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3） 04-0114-07
在实证主义哲学观和文学反映论的强大制约下,现代中国的很多文学研究者习惯于将社会时代变革所带来的刺激和触动视作主宰文学创作的核心力量.作为深谙文学创作理路的一代鸿儒,钱钟书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文学创作固然无法脱离社会时代的影响,但是,社会时代的变革并不足以决定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在《谈艺录》中,他将中西诗学话语和文学现象并置一处,使其围绕着“诗分唐宋”这一有关文世关系的话题自然而然地产生碰撞、交流和对话,共同生发出对现代主流创作理论具有重要纠偏意义的文学观念.
《谈艺录》开篇即言：“诗分唐宋,唐诗复分初盛中晚,乃谈艺者之常言.”[1] 2在讨论中,谈艺者普遍坚持诗歌创作分类和社会时代分期的同构关系,即使偶有意见不同者,也会遭到严厉的批评.元代杨士弘的唐诗选本《唐音》将唐诗划分为始音、正音和遗响三个部分,始音部分专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诗,而正音部分和遗响部分都是既包括初唐盛唐诗人的诗,又包括中唐晚唐诗人的诗,这种划分方法已经突破了社会时代分期对诗歌创作分期的制约.为此,“《苏平仲文集》卷四《古诗选唐序》论杨士弘《唐音》体例不善,早曰：‘盛时诗不谓之正音,而谓之始音.衰世诗不谓之变音,而谓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谓之遗响.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异乎十三国风、大小雅之所以为正变者’云云.”[1] 2面对苏平仲、杨士弘二人的观点分歧,钱钟书坚持“士弘手眼,无可厚非”[1] 2,考察诗歌创作分期时应该“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和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1] 2,文学创作并不是社会变革、时代盛衰的翻版和再现,社会时代对文学创作也没有绝对的主宰力量,社会时代的分期和文学创作的分期虽然不乏交叉之处,但是绝不能被混为一谈.“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 [1] 3,社会时代的唐宋之分也不等于诗歌创作的唐宋之别.
一否定“社会造因说”
钱钟书对“诗分唐宋”的阐释是以他对“社会造因说”的否定作为理论前提的：“每见文学史作者,固执社会造因之说,以普通之社会状况解释特殊之文学风格,以某种文学之产生胥由于某时某地；等盖时地之外,必有无量数影响势力,为一人之所独具,而非流辈之所共被焉等岂可以时地二字草草了之哉！”[2] 35
将文学视为时代精神产物的“社会造因说”是中国现代主流文论的思想基石,胡适“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3] 7-8,陈独秀“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4] 1,茅盾“各时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是时代精神的缘故；同一时代的作家所以必有共同一致的倾向,也是时代精神的缘故”[5] 188-189,成仿吾“我们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泡,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免不了要有它的时代的彩色等我们要进而把住时代,有意识地将它表现出来”[6] 214,鲁迅“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等政治先行,文艺后变”[7] 137等对现代文学发展极具影响力的观点都是社会造因说的具体表现形态.在“社会造因说”的感召下,很多文学史研究者也致力于因世求文,注重从社会时代中寻找文学创作的动因,审视文学创作的意义.钱钟书力排众议,坚持认为社会时代和文学创作之间并不存在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文学创作是独特的个性化行为,即使在同一时代和同一社会背景下也会产生风格迥异的文学创作,“社会造因说”将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创作现象强行归入社会历史框架之中,势必会有意无意地简化、掩盖甚至歪曲文学创作的真实面貌,导致文学研究的偏见和盲视.论及这一问题时,钱钟书特别提到了对文艺社会学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国文论家泰纳：“Taine之书,可为例禁.”[2] 35泰纳深受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和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文学演变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种族、时代和环境是决定文学演变的三个基本要素：“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8] 32,“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8] 7.在钱钟书看来,泰纳“因世以求文”[2] 35,在世和文之间“强别因果”[2] 35,势必会使文学研究者以偏概全,“将‘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语,念念有词,如固禁咒”[1] 734 .事实上,真正推动文学演变的是文学自身的发展惯性,而并非来自于社会时代的外部力量：“文学演变,自有脉络可寻,正不必旁征远引,为枝节支离之解说也.”[2] 35
《谈艺录》第七节中,钱钟书以清代姚羹湖的《昌谷诗注》、朱轼的《笺注长吉诗》、陈本礼的《协律鉤元》为靶子,集中批评了那种将社会时事附会为文学创作动因的研究倾向.姚羹湖等均从唐代诗人李贺所处的时代语境入手,认为李诗应时而发,旨在以奇诡之语讽喻时事：“元和之朝,内忧外患.贺怀才兀处,虑世道而忧人心.孤忠沈郁,命词命题,刺世弊而中时隐.倘不深自弢晦,则必至焚身.斯愈推愈远,愈入愈曲,愈微愈减,言者无罪,闻者不审”[1] 114；“读平城雁门之章,如见《东山》《采薇》之意焉.善读者可以兴观,可以群怨”[1] 114-115.在钱钟书看来,这些观点牵强附会,有意无意地曲解了李贺的创作动机：“不解翻空,务求坐实,尤而复效,通人之弊.将涉世未深、刻意为诗之长吉,说成寄意于诗之屈平,等并长吉之诗,亦说成史论,云愁海思,化而为冷嘲热讽.”[1] 115姚羹湖等人的失误从反面说明了“社会造因说”的可疑之处.社会时代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固然值得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不应该流于单一的因果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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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个生脱发病的人去理发，那剃头的对他说不用剪发，等不了几天，头发压根儿全掉光了;大部分现代文学也同样的不值得批评。2 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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