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40年代:宗白华美学的悲剧维度,本论文可用于宗白华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宗白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宗白华论文参考文献：
自中国美学现代转型之初,美学家们已经开始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展开对民族文化中悲剧问题的反思.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便从文化精神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小说戏曲缺乏悲剧的原因：中国文化精神是“世间的”“乐天的”,因此艺术即便以悲惨和苦难为内容,结局却往往圆满,这样的表达方式在审美心理效果上是非悲剧的.王国维借鉴叔本华理论,选择《红楼梦》《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几个具有悲剧意义的范本加以阐释,开启了思考中国美学悲剧问题的先河.朱光潜对悲剧的看法与王国维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中国人十分重视世俗的实际精神,人生的不合理和逻各斯的神秘未知被“乐天知命”的儒家哲学及道德教化观念所抵消,因此与西方相比,戏剧在中国起源甚晚且地位低下,而且“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1],即便是《赵氏孤儿》这样的悲剧题材的结局也是圆满的.因此可以确定,中国缺乏西方意义上的悲剧艺术,这一点也为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和文学艺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启示.
然而值做到注意的是,西方美学史上悲剧问题的重要性似乎在现代社会做到到了进一步凸显.尼采《悲剧的诞生》试图为现代社会召回古希腊悲剧的酒神,在他看来现代人生命的匮乏和痛苦只有在悲剧式快感的审美体验中才能做到到升华,悲剧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更甚于古代.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悲剧根植于人与社会历史的现实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认为古希腊悲剧以“象征”为表达方式,而德国巴罗克悲悼剧则以“寓言”为表达方式.虽然批评家多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拙劣模仿,但如果充分注意到社会现实关系和人类体验世界方式的变化,便可发现巴罗克悲悼剧严肃而重大的现代意义.尼采和本雅明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剧思路,前者以古典悲剧为范本,后者则以现实关系为依据；他们的着眼点又是相同的,即将悲剧作为审美现代性的表达方式和解决手段,而这又源于一个共同基础———他们处在现代社会这一“悲剧时代”.威廉斯的《现代悲剧》便转向了对现代社会本身“悲剧性”的审视和反思.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对悲剧的建构既源于悲剧的艺术传统,更立足于当下的现实需求,所以理解关于悲剧的“现代经验”比理解悲剧艺术本身更为重要.
可以说悲剧在西方有着特定的历史传统,在现代性的视野下又往往被作为文化反思和审美救赎的寄托.在西方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悲剧作为一个美学范畴的重大意义才更加显现出来.此时的悲剧绝不仅仅是观念和艺术技巧的问题,更是文化与现实关系的问题,理论家对于悲剧的选择和评价不是为了隐遁于古典,而是为了应对现实.因此当西方悲剧传统作为20世纪早期中国美学家思考悲剧问题的参照时,我们需要意识到,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悲剧艺术,而是应当以社会现实关系为依据,选择和建构我们亟须的悲剧美学观念.悲剧在西方所要回答的是现代性问题,而中国社会面对的则是现代化问题.从20世纪上半叶看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危机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内忧外患的时局导致的民族生存权益危机,二是民族生存权益危机导致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因此,中国美学在现代转型之初迫切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应该是通过对民族艺术和审美经验中悲剧因素的发掘阐释,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在此意义上,宗白华对悲剧问题的探索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建构中国美学的悲剧观念是宗白华在20世纪20—40年代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西方文化衰颓和中国文化迷茫的双重困境下,他试图从中国美学传统和民族审美经验中发掘特有的悲剧因素,为东西方美学的交汇和更新注入充实的动力.可以说宗白华对中国美学悲剧问题的阐发,带有一定的审美乌托邦色彩———然而并不是立足于科学技术或社会制度基础上的未来幻想,更不是对难以企及的美好远景的简单眺望,而是通过对中国美学历程中特殊时空和人物形象的回溯,将悲剧性的民族审美经验和悲剧化的中国社会现实联系起来,通过美学精神的重构来照亮民族文化的未来道路.
一、现实悲剧与民族精神
宗白华对悲剧问题的思考,首先源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民族精神的双重悲剧.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宗白华美学探索的起始阶段.他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于当时社会现状及人民精神风貌的不满：“中国民族生命力已薄弱极了.中国近来历史的悲剧已演做到无可再悲了.我们青年还不急速自己创造乐观的精神泉,以恢复我们民族生命力吗?”[2]“我觉做到中国民族现代所需要的是‘复兴’,不是‘颓废’.是‘建设’不是‘悲观’.向来一个民族将兴时代和建设时代的文学,大半是乐观的,向前的.”[3]不难看出,宗白华认为当时的中国有着双重悲剧性,即社会现实的悲剧和民族精神的悲剧；社会现实的悲剧表现为苦难,而民族精神的悲剧则是民族生命力的薄弱和民族精神的悲观颓废.两者单论其一尚不是真正的悲剧,以羸弱的民族精神应对悲惨的社会现实所导致的民族悲剧,才是宗白华忧虑之所在.因此,反思和改造民族精神便成为他美学探索的起点和目标.
宗白华的这一探索并未简单地求诸于西方,而是首先立足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早在1919年,他谈及中国新文化的创造问题时,便提倡从传统文化中找到适用于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国古文化中本有很精粹的,如周秦诸学者的大同主义（孔子）、平等主义（孟子）、自然主义（庄子）、兼爱主义（墨子）,都极高尚伟大,不背现在的世界潮流的,大可以保存发扬的,但是,他们已经流风久歇,只深藏在残篇旧籍中间,并不真正存在在民族精神思想里了.”[4]可见他并没有追随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之风,而是主张从传统中找寻民族精神,发掘其适用于现代“世界潮流”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保守的国粹派,和当时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西方学术思想对宗白华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在1920年赴德留学前后,他的学术重心在于西方哲学理论,然而他赴德国后的经历和感受却促使其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绝不是把欧美文化搬来了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譬如中国的画,在世界中独辟蹊径,比较西洋画,其价值不易论定,到欧后才觉做到.所以有许多中国人,到欧美后,反而“顽固”了,我或者也是卷在此东西对流的潮流中,受了反流的影响了.但是我实在极尊崇西洋的学术艺术,不过不复敢藐视中国的文化罢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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