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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法赋予终身替代死刑立即执行的功能定位有其积极的效用与价值,但鉴于终身所固有的严酷品性及在人道性上存在的瑕疵,应当着重探究对终身设置相应的救济措施.恰当且有效地救济措施不仅能够衡平终身的严酷性、补足其人道性瑕疵、贯彻谦抑性的刑法理念,还有助于完成对终身启动的必要性和可接受性的审查,并为终身的理性适用提供一个检验与克制的通道,以切实承载起对犯罪人人权保障之价值旨趣.在终身救济措施的构建上,可以在实体与程序两个维度内加以展开,在实体层面,应当考虑给终身的犯罪人预留一定赦免的空间、将终身裁决延至死缓执行期满后做出；在程序层面,则应当参照死刑的复核程序的规定构建起终身的复核程序、出台针对终身的规范化的审理程序性文件、容许在一定条件下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等等.这样,既能够发挥出终身对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功能,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减其负面效应,进而使得终身能经受住合情与合理的双重考验.
[关键词]终身；救济措施；暂予监外执行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10-0057-05
在《刑法修正案（九）》设置终身制度后,针对终身的褒扬与质疑从未停止.随着白恩培、魏鹏远、于铁义、武长顺先后被判处终身,终身已然突破理论的些许桎梏,成功在实践中突围.终身在腐败犯罪的治理与死刑改革领域中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但也可以预见,因为终身本身所具有的严酷品性,对于终身的质疑与诘责不会就此停歇.即便如此,应当明确的是,终身的设立与适用已是“木已成舟”,从现实的实践角度出发,目前最为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如何对终身适用上可能存在的不当加以救济.恰当且有效的救济措施不仅能够衡平终身的严酷性、补足其人道性瑕疵、贯彻谦抑性的刑法理念,还有助于完成对终身启动的必要性和可接受性的审查,以切实承载起对犯罪人人权保障之价值旨趣.由此,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终身的救济路径进行审慎归纳与周密分析,以期使终身之结果在刑事法治的应然轨道中“砥砺前行”.
一、终身之理论释义
(一)终身及其功能定位
《刑法修正案（九）》设置了严重贪污、受贿犯罪终身的规定,由此,终身作为一种刑法概念在我国得以确立.
我国刑法所设定的终身,其适用被限制在两个层次内：一方面,终身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即严重贪污罪与受贿罪,这就将终身与腐败犯罪的惩处相勾连；另一方面,终身的适用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为基准,不得减刑、假释的规定又将其惩罚力度提升到一般死缓之上.终身适用的两个层面在其功能定位上被表示为“立法赋予终身的替代死刑立即执行和严肃惩治腐败犯罪之双重功能”[1].其实,无论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功能抑或严惩腐败犯罪之功能,都是极具现实感的理论表达,对于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功能无疑吻合了现行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的国家政策,严惩腐败犯罪的功能则是对于当下持续、深入的立法阐扬.从功能定位的角度看,终身的存在确有正向的价值与效应,但也不可否认,终身的理性辩思尚需在功利视角界域外进行多维巡视.
(二)终身的特征析辩
1.终身的嚴酷性.因为立法明确以不得减刑、假释的同位语表达来修饰终身,排除了关于可以减刑、假释型的终身与不得减刑、假释型的终身的理论分类.由此,终身与传统意义上的终身刑的概念在内涵与外延达到了重合.关于终身刑严酷性的批判始终不绝于耳,“当受刑人知道毫无出狱希望,人的基本价值、人的尊严将彻底崩落,重刑犯如同动物一般被囚禁、毫无品质的苟活,以至于老死”[2],其“具有类似于死刑的惩罚力度, 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个惩罚形式而已”[3].正因如此,有相当的学者认为终身的残酷性不亚于死刑[4].当然,严厉性乃至严酷性是刑罚的固有特征,这是刑法保护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与“二次性规范”属性的必然要求.但在现代文明的法治国家,过于严酷的刑罚被认为是对人权的背离,通常情况下,立法和司法上都会为严酷的刑罚设置严格的适用标准,并设有充足的救济手段,以防止滥用产生的负面效果及因此造成的社会“后遗症”.
2.终身的替代性.单纯就终身这种刑罚执行方式本身进行考察,则其具有充足的贬义“基因”.因为终身的严酷品性,终身俨然成为“邪恶的化身”,这样的表述像极了马克思对于资本的描述,“资本一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仅仅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似乎一无是处.但是,如果从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这个角度出发,它却有不凡的历史价值与意义,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等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在这里,资本摇身一变,又成了文明的推动者.同样的,如果我们只从严酷性的角度审视终身,立法上对终身的设置完全与法治“理想国”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如果从终身作为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的视角看,终身多面性中的有益性则完全展现出来,其将会在替代最为残酷的死刑立即执行中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
3.终身的人道性.一般而言,人道性与严酷性是紧密相联、密布可分的,两者互为因果.因此,终身表现出的严酷品性导致了其在人道性的说理“危机”.某种程度上说,终身的替代性中和了终身的严酷性,因此,终身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人道性上的救赎.由此,也有观点认为“终身对死刑的替代本身就已经实现了它最大的人道性,因而人道性对死刑替代措施而言不成问题,没有必要再做过多的考虑”[7].笔者之前对于终身人道性的思考一直也是秉持这样的思路[8].但是,容易忽视的是这种替代的逻辑只是在完成了纵向的比较,得出终身可以完成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因而具备人道性的结论.但在横向的比较中,人道性结论的得出则稍显勉强.目前,在立法上还保留有死刑的情况下,死缓无疑具有司法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效果[9].与同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的一般死缓相比,终身将自由刑的力度推至极限的替代方式显然极为严苛.在一般死缓之外,另行设置一个如此严苛的替代刑,在人道性的体现上并不具有充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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