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和王朝政治,此文是一篇王朝政治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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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天”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影响甚至决定了这一文明的发展走向,是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逻辑起点.“天下”观念和集权的王朝政治,是认识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对“天”的这一信仰主体的构建和崇拜,滋生涵养了中华古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天下观念是人类社会寻求“普世主义”和“全球化”的原始的思想萌芽,在此意义上,与其说对“天下”的认知是一种“想象”,毋宁说是一次富有创造性的“发现”.天的信仰和天下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上各种社会理想的追求,是贯穿于统一国家建构进程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理念,并且成为王朝国家不断重构的合法性依据.王朝政治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向,造就了中国特色鲜明的政治文明和文化传统.天、天下和王朝政治三位一体的社会运行机制,客观上为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政治共同体提供了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关键词]历史；文化；天下观念；王朝政治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7-0111-07
以“天”为核心的信仰体系、涵盖自然与社会的“天下”观念和集权的王朝政治,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和著述数不胜数,且不乏真知灼见,但这些研究大多都是就其中的某一问题所做的个案的、专题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加以分析,“天”“天下”和王朝政治恰好对应了以下三个层面：由神话、信仰、宗教（祖先崇拜）构成的精神世界；由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中生活的诸多人类族群构成的世俗社会；基于自然经济、宗法制和儒学主导的意识形态所构建的专制制度.探究这三个层面各自的特质及其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建立一种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理论模型,或许将有助于拓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和发展的研究视域.同时,面对国外日益升温的试图通过区域研究和断代研究解构中国历史——其实质在于解构中国的现象,国内学者往往缺少主动的、正面的回应.因此,就必须在把握中华文明进程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既要坚持本土的学术规范,又要融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从而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超越拘泥于传统史学体系有关中国历史叙事的自我言说,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提供更为有效的文化资源和理论支持.
一、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和研究取向
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基本以王朝更替为主线,以中原政权为主体,由“华夷之辨”而生成的汉民族中心意识和天下一家形成的普世主义交错共生,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融,统一与分裂的沿革,贯穿于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进程.这样的一种叙事结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周边区域和少数民族的历史,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上使得这种对历史的书写和诠释方式不够完整和客观,但大体上反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进程.历史的诠释方式各有不同,不同的诠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历史叙事方式是尽善尽美的,但历史就是历史,不会因为历史论述的不同而改变其本然的存在.
西方有关民族与国家的理论,产生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反对殖义的解放运动,对于中国而言,“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纵贯中国古代至近代社会的问题,至今仍然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因此,针对某些特定社会和特定地区所建立的学术研究范式和理论模型,未必具有普遍性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国外有关中国的研究,在概念使用和材料取舍上存在着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的嫌疑.譬如以“同一性”代替“统一性”,从而改变了命题的内容,混淆“中国”与“天下”在不同时期的含义,制造了“汉族中国”这样一个理论陷阱,无视“天”的信仰主体的构建及其整合与包容功能,使得有关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研究缺失了整体性和连贯性.对此,如果不加批判地介绍甚至接受了上述自觉或不自觉的隐含着政治企图的观点,那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论述就“好像真的出了问题”.葛兆光先生对此做出了如下的概括：中国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它能够有效涵盖这个曾经包含了各个民族、各朝历史的空间吗?各个区域的差异性能够被简单地划在同一的中国里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确有值得借鉴之处,但就其有关中国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和天下与国家关系的解读和定位,显然失之偏颇,其中的某些结论表现出明显的后殖民理论色彩和非学术化倾向.
片面的消解或者放大某些历史材料,由此套用后设的理论模型以推导出预设观点,表面上只是对历史论述的颠覆,实质上则蕴含着对现实进行颠覆的动机.印度裔美国学者杜赞奇认为,有关中国的“这种物化的历史是从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启蒙历史的模式中派生出来的”,“启蒙历史使民族国家把自己看作是存在于传统和现代、等级与平等、帝国与民族国家对立之间独特的形式的共同体,在此框架内,民族成为一个能够推翻历史上被认为仅代表自己的王朝、贵族专制以及神职和世俗的统治者、道德和政治力量的新的历史主体”. 因此提出要“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1]. 仅就杜赞奇提出的线性历史和复线历史的观点而言,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以杜氏所依据的民族国家的理论和方法去拯救中国历史,其结果只能是：在建立了复线历史的同时,复线中的支线又消解了主线,最终又再次进入了另类的线性历史.日本史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则偏重一些具体的材料、事件和现象,其中一些人试图通过“碎片式”的考证,断层化的分析,拼凑出一个所谓真实的中国形象.抛开那些有关中国历史的极端主义观点,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其学生宫崎市定有关“文明主义”和“朴素主义”的立论,尾形勇等在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和天下观与国家形成问题上的阐述,也与有的日本学者所标榜的“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2]相去甚远 .反而迎合了京都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桑原骘藏“以外国说明中国”的研究视角.尽管日本的几代学者汲取了中国古代考据学派的实证方法,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不乏建树,但却在对中国历史的总体认识上进入了误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发展的基础和精神被人为地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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