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道事合一思想,本论文主要论述了阳明心学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阳明心学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道事合一”是阳明心学隐含的基本命题,其内涵主要有四：其一,事是道之器,道不远人,存在于日常生活所构成的事里,并通过事而化虚为实,从而在人面前显现自身,不但如此,道在不同的情境下表现为不同的事,从而使得说理不但不能离事,而且必须善加选择用以说理的事；其二,事是道之“工夫”,不仅致万物之理是靠人的“正事”活动完成的,而且“致良知”以“成圣”亦是靠人的“正事”活动完成的；其三,道是事之本体,既成了人生的终极关怀和日常行动的动力源,又成了有效做事方法生成的根据,还成了规范做事行为的依据；其四,史是以道成事的范例,以教人生活为己任的经书不应空洞地说教,而须与史成为一体,拿事说理,从而提升人运用“道”于具体事务的能力,并通过人的做事活动来“弘道”.
关键词：道事合一；致知；成圣；正事
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4-0107-06
经以载道,史以记事,中国儒学对“经史关系”的辩论在其本質上是对“道事关系”的探索,既是对“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关系的争论,又是对本体与“工夫”关系的争论.在这场历久弥新的争论中,《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的经史性质成了争论的焦点,阳明心学则是这场辩论的转折点：阳明主张“道事合一”“六经皆史”,认为六经既是史,又是经,“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①,从而扭转了经史分离的格局,反击了朱熹的荣经陋史思想②,提高了史学的地位.这不但推动了经学由宋明理学的“性理”研究转向清代的“事理”研究③,而且促使史学从“主于道”向“主于事”转变,从而为经世致用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尽管如此,阳明心学“道事合一”思想的表达只是以古典哲学的论说方式进行,而未把相关概念安排成概念体系,从而形成覆盖其论域的理论结构④,这种状况增加了现代读者理解“道事合一”思想的难度.因此,有必要将阳明心学体系之中的“道事合一”思想以现*论的论说方式进行整理与诠释,使其成为一个结构相对严谨的命题.
一、事是道之器
在阳明看来,道不是处于人之外的“死理”,而是处于生活日用之中的“活理”,它借助人所做的事由虚成实,在人面前显现出来.不但如此,“道”与“事”之间构成了一体多用关系,同一“道”可以通过不同的“事”表现出来,并在不同情境下转化成各不相同却同样有效的处事方法,从而使得说理不但必须由事,而且必须对说理之事进行审慎选择.
1.道在事中
《中庸》提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⑤,王阳明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⑥,认为“道”不是静静地平铺在那里的“死理”,不是可以客观存在于人之外的冷冰冰的抽象之理,而是生活之“道”,它存在于百姓生活境域之中,能够为百姓亲身所见、体验、常用⑦,虽然百姓常常对此日用而不知.在这里,百姓的日常生活所构成的事成了“道”可以寄身的载体,成了道的“器”,而“道”则因“事”的存在而存续下来,并与形而下之事交融在一起,就像人的意识内存于身体之中,并和身体交融在一起一样.从道与事交融角度讲,“道即事,事即道”,在经史关系上表现为“经即是史,史即是经”.“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⑧
“道在事中”所体现的是：事物的本质不能离开具体事物而单独存在,而只能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正像胡塞尔所说,事物的本质在事物的现象里,除此之外再无本质存在.所不同的是胡塞尔谈得更多的是客观事物及其涉及的物之理,王阳明谈得更多的是为人处世的事理与人理,有时也涉及物之理.正因为如此,阳明心学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哲学：人所做的事,不管是小事还是大事,都涉及“理”,都是对涉及的各种理的运用,都是顺乎理而成,而世间存在的各种理从做事角度看都是为事准备的,都是做事的工具,都因事而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存在,并彰显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梁启超认为王阳明是一位极端的实用主义者,像美国的詹姆士与杜威一样,主张理是做事的工具,其作用与价值体现在人所做的事中.⑨
2.道由事显
在阳明看来,“道”的本来状态是虚而不实、隐而不显的“寂”状态,使“道”由“寂”转化为“显”的办法主要有二：“心上用功”与“事上用功”.所谓心上用功,即是调动自己的意识,通过意识活动而使“寂”状态的道转化为“显”状态的道,使道在心中显现出来,从而为人所把握.这一过程类似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即通过意识使事物的本质显现出来.从意识与书写的关系角度看,六经只不过是心的记录簿,是将人的意识所把握的各种“理”记录下来的工具.⑩所以,人学习六经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六经而把握六经所载的道,即把握经由人的意识所显现的道.然而,通过心之思辨与本质直观所把握的“理”只是名言意义的“理”,是一种概念意义的“理”,是纯粹的事物本质,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因此,经书如仅停留于事物纯粹本质的把握,而不结合实际的具体事物来说理,就会形成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形式,就像康德所说概念无经验则空.用这种经书教人便是空洞的说教,所学到的仅仅是名言意义的理——行为做事的抽象原理与规则,而不是将这些原理与规则运用于具体事务的能力以及从单个事情中得出普遍规则的能力.
鉴于此,孔子一般不采用空洞的说教方式说理,而是以事说理,使理因事的支持而从纯粹的名言意义的理转化成经验层面的理.正是从这种意义上,阳明主张六经皆史,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人们常常离事说理,荣经陋史,离史言经,从而使无据之虚文不断产生,进而“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因此,若想使经书能够明道于天下,则须以事说理,以史注经,使经书能够“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
3.道同而事不同
在阳明看来,同一的道可以表现为不同的事,在治理国家方面表现为“道同而治不同”.各朝代虽然遵循同种道理去治理国家,但在治国方法上却各不相同,在夏朝表现为夏之俗,在商朝表现为商之俗,在夏商之前的尧、舜时期又分别表现为尧之俗、舜之俗,后面朝代要做的不是恢复前朝的治国之法,而是在汲取前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治国办法.“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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