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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和主权“独立”
从更后设的眼光来看,“中国中心论”回避“革命”,远离“国家”,并非柯文个人的偏见,而是一个时代的风潮.就像他自己所说,“中国中心论”的观点开始于1970年代,它直接或间接地向“西方中心论”提出挑战；而到了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发现历史》在美国出版,这一观点得到了更多的响应,“批判西方中心论”几乎成为了学界的共识等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特别是1973年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使越来越多激进的学者既在现实层面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 义的斗争,同时又在理论和历史层面进行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和对“现代化理论”的清算.随着批判和清算的深入,自然要转向对非西方地区的“另类现代性”的探讨.然而,就是在“什么是另类现代性”以及如何界定“另类现代性”上产生了重大的分野,首先是在对“现代化理论”的清算中,本来“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出现的,但另一种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处于敌对的冷战状态,却共享了“发展主义”的前提和承诺,因而同属被“西方中心论”支配的“现代化”工程的论述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更何况在中国这样落后的非西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否能算是一种“现代化”工程,也让人疑窦丛生；其次是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在学术上的回响如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不发达的发展”理论等,在对“现代化理论”挑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对“政治经济不平等”的持续关注逐渐被对“文化符号差异”的浓烈兴趣所取代.由此一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和对“现代化理论”的清算,一方面无法想象在“政治”上如何产生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类方案——因为“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要么在理论上被排除,要么在实践上被打败——只能后退到“文化”领域重新出发；另一方面则有意无意回避“政治经济分析”——“民族国家”作为“政治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也被认为具有“西方中心论”色彩而被放弃——转向“文化差异研究”,对“差异性”的追求只能不断地寻找更小的意义单位,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性”或“地方性差异”成为了关键所在.如果把“文化”和“地方性”兴起的现象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这一学术趋向其实只不过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蔚为大观的“全球化”潮流的一道投影,德里克将其概括为“全球资本主义”所造就的“物质”和“文化”的分离：“几乎没有证据支持下列主张,即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在结构上脱离了殖民力量的特权.恢复地方历史和实践（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地区）的主张代表着从殖民现代性霸权中的解放,或者说,它们指向别样的或多样的现代性这一主张并不令人信服,就如多数诸如此类主张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在物质生活上已经取得了全球胜利,让文化领域来承担差异的负担.一方面,更深层的历史展望让我们追问：文化差异是否能够幸免于现代性,目前必然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那种现代性,它的繁荣建立在拟像的生产之上——包括文化差异的拟像.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追问,这样一种现代性是否能够幸免于物质的、文化的和知识上的非殖民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重新主张想象的历史和文化差异,而是承认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性之殖民性.”（1）
回到“中国研究”的领域,用“文化”来解释“中国”并非“中国中心论”研究取向的独创,只不过在“现代”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模式中,中国的“文化”往往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即使对“现代”的理解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而非简单将过去托付给“传统”、把“当下”等同于“现代”,或将未来交给“后现代”,那么,“1600年或更早——当然也包括此后的任一时间——就有了上述意义的现代国家”,然而撰写《追寻现代中国》的史景迁依然认为：“不论是那时,还是二十世纪末,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确实的现代国家.”更直截了当的作法也许是将“文化”或“文明”直接比附于“中国”,就像白鲁恂那样,径直把“中国”称之为“是一个文明却伪装成一个国家”,他认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她更是一个有着民族国家身份的文明国家.中国现代史可以描述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把一种文明强行挤压进现代民族国家专制、强制性框架之中的过程,这种机制性的创造源于西方世界自身文明的裂变.”（2）这种论调的背后隐含着从“古老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换的逻辑,即认为中国的“文化”或“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和障碍,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实际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这确实是一种带有“西方中心论”偏见的论调,是“中国中心观”研究取向批判的对象.但讽刺的是,“中国中心观”和它的批判对象一起分享了对“文化”的征用,只不过前者是从“正面”征用,后者则从“反面”征用.正如马丁·雅克在他那本讨论“中国崛起”的畅销书中,十分机智地挪用了“文明国家”、“朝贡体系”等原来视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因素,反而把它们当作解释和预示“中国奇迹”的“深层原因”：“单从文明国家、民族、朝贡体系和统一性这四个方面来看,显然中国历史极为独特,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强国,她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因此,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和二十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3）为了强化这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他甚至给“中国革命”也涂抹上强烈的“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色彩：“1949年革命最终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封建王朝森严的等级体制完全有别的平等主义也得以充分展现.但即使有那么多的断层和混乱,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实际上, 的执政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传统遗产.相反,很多儒家传统思想延续了下来,直到今天,这种传统思想还是了解中国人、中国家庭传统、政府角色、教育体制以及秩序和稳定重要性的根本要素——虽然现在这种儒家思想已经呈现出高度现代化的特征.回顾一下给中国带来巨大混乱的‘ ’时期,你就会明白,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中,中国的传统还是延续下来了”.（4）而另一本也以“中国崛起”为主题的畅销书《中国震撼》,则更醒目地用“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作为副标题,目的是为了强调：“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两千多年延续下来的文明和现代国家形态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就是中国,这是很重要的事实陈述.这意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大型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这四个方面的“超级”特征,这就决定了“中国很和众不同,所以中国的崛起会震撼世界,四个中华文明的超级因素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独特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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