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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又称手札,书札,古称尺牍,也有形象地称之为来鸿、鸿雁、青鸟、双鲤、红鳞、尺素、裁云等,富有诗情画意.作为人际之间不拘异时异地,传情达意,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书札,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的高度的必然产物.使人千里之外,也能相知相识如同面晤,言其亲切细腻有类于日记.民国文人梁实秋在他的小品文《信》中说过：“我国尺牍,尤多精粹之作.”所谓精粹之作,我以为非文化名人书札莫属.如司马迁《报任安书》、孔融《与曹操论酒书》、韩愈《答李翊书》、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林觉民《与妻书》、傅雷的《傅雷家书》等诸如此类的文化名人书札,堪称传世经典.名人之所以著名,大多由于其有名著,有名业,有非凡之智慧与才艺,有非凡之生活经历与能力,更重要的是必有非凡之秉性与精神追求.而清朝咸丰年间鄞县（今宁波）名人徐时栋写给上元（今南京）名人朱绪曾的《与朱述之司马书》这封书信,就是一篇难得的传世佳作.
一、 徐时栋与朱绪曾
徐时栋（1814—1873）,字云生,后改字定宇,一字同叔.号澹斋,别号小耕,又号西湖外史,文人称之柳泉先生.因其在族中同辈排行十三,故又被称为徐十三.其父从商,常造福乡里,修桥铺路,修庙建私塾,喜欢藏书、读书,一心希望六个儿子好好读书,光宗耀祖.道光十三年（1833）,第三个儿子徐时栋考中宁波府生员,二十六年（1846）参加乡试,考中举人,然此后两赴会试皆不第,“以输饷授内阁中书”.而其弟徐时梁却于道光二十五年高中进士,徐时栋从此不再赴考,一头扎入书斋,潜心治学.徐时栋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6岁丧父,18岁丧母,33岁、47岁两次丧妻,四次殇子.在乱世颠沛中,崇文力学,读书明志,侠骨仗义,惠泽桑梓.
他是浙东地区成就卓越的藏书家,自10岁起藏书,并成为其一生的酷爱.他建有三个规模庞大的藏书楼.一在宁波月湖西边,初名恋湖书院,后改名称烟屿楼,藏书多达六万余卷.1861年,太平军攻入宁波,他逃难进山中,著作和部分藏书藏于寺庙与山洞.不料,一僧宿于洞中,将书作驱寒之用,皆为灰烬.1862年二三月间,太平军之乱仍未息,盗贼四起,如天一阁、卢氏抱经楼均惨遭破坏窃掠,烟屿楼也未能幸免.后重新搜罗整理,得书五六万.二建于宁波西门外城西草堂,同治二年（1863）,遭火灾,城西草堂皆为灰烬.三建水北楼,在城西草堂原旧址上重建新宅,名为“水北阁”.如此一遭劫掠,两遭火灾,三次聚集,虽命运多舛,然徐时栋初衷不改,执着奋进的精神令人敬佩.而他藏书的理念与行为还直接影响了他的周边朋友与学生,在当时形成了一个颇为可观的宁波藏书家群体.
徐时栋一生喜爱读书、校书、著书,他是一位上承万斯同、全祖望,下启冯孟颛,张寿墉的甬上著述大家,一生著述三十余种.著有文集四十卷,诗集十八卷,说经之作六卷.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方志家和谱牒家,主持编纂七十五卷的《鄞县志》,校勘《宋元四明六志》,修订《慈溪县志》等,呕心沥血,积疾而终,令人唏嘘.
朱绪曾（1805—1860）,字述之,号北山.晚清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文献学家.他对目录学,尤其是南京地方文献的*、编纂和研究贡献重大.道光二年（1822）乡试中举,历官秀水、孝丰知县、海宁州知事,台州府同知,升知府,人称“朱司马”.
其斋名“开有益”,藏书十余万卷,可称富甲东南.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江宁时,其藏书多为战火所焚,后又昼夜搜集,整理编校和缀补其残帙,重现壮观.同时他又著书立说,一生著述甚多,而颇有散佚.今存世有《曹子建集考异》《梅里诗辑》《昌国典咏》《北山集》《开有益斋读书志》《开有益斋金石文字记》等.特别是《开有益斋读书志》是朱绪曾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另外,历时三十年,精心选编辑成《金陵诗征》九十二卷,均为周秦至清金陵地方千余诗人上乘之作.
他爱书如命,乐于分享,得之有方,勤事传抄,为的是增进交流.江浙为官期间,体恤民情,主张抗击外来入侵,具有深沉的爱国情怀.他曾为*战争中牺牲的朱贵将军写《慈溪武显朱将军庙记》,赢得了当时包括徐时栋在内的江浙文人的一片赞誉.徐时栋和朱绪曾曾就《昌国典咏》一书辨晰疑义,切磋琢磨,四易其稿,结下深厚情谊.他们生于乱世,然志趣相投,秉性相似,心有灵犀,惺惺相惜.当朱述之再次蒙难而音讯全无时,徐时栋*记挂,夜夜担忧,想方设法,寄书札与之.
二、 《与朱述之司马书》的解读
徐时栋的《与朱述之司马书》,收录在《烟屿楼文集》第六卷.全信约一千三百余字,分十三节,内容丰富,情真意切,按照尺牍的结构分为起首、正文、结尾和落款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朋友的关切与感谢.全信以“述之先生、共祖大人阁下”的尊词开头,将十余年未见的感情投入其中,急切地想得知对方安危状况,“知前年会经奉讳,又知金陵失守,图书荡然”.据江士铎《乙丙日记》记载,“1853年3月8日,南京城被困,太平军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也（太平军头戴红巾）”.
好友书楼毁于战火,妻离子散,背井离乡,作为他的朋友,徐时栋对此感同身受.而兵荒马乱,路途遥远,无法前去探望,日夜难安,只有以书信来表达关切之情.接着连发三问：“未识骨肉都得团聚否?无恙否?田园尚有存否?”深情地表达“无日忘之”的“耿耿此心”.
信中所提向段镜湖、宋思赞、袁陶轩打听朱绪曾的消息,而这三位皆是当时地方上的官员,名声在外.可见,徐时栋虽不仕,然凭借“内阁中书”的荣誉及其藏书家的地位,与当时宁波乃至江浙地区的诸多文官联系紧密.
此外,作者对自己的生活近况一笔带过,“不肖自遭大故,名心淡然”.目的是为了安慰对方.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对朋友的遭遇他感同身受,深表慰问,同时不忘表达对朱绪曾的感谢之情.信中多处提到朱绪曾多次帮自己作序写铭,如“蒙赐志铭,光荣幽室”,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部分着重向朋友作学术进展情况汇报,并希望困难中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就学术而言,徐时栋总是有过人的热情与执着.在朋友杳无音讯的几年里,他的学术领地并未荒芜.著书、校勘,补白与补遗,修谱牒等等,仍竭尽所能地坚持严谨治学.如“《四明志》刻成既二年矣,以尚未覆校,故未印行.欲属人代校,则恐其疏忽,自校又无暇日,迁延至今,常记于心.今秋,定当了此一大愿”.又如“由近及远,拟先修寒家谱牒.去年,作本支家传,尚未脱稿”.再如“去年拟刻所作古文稿,整理之,约得四十卷,已写样,尚未上板”.千头万绪,忙得不亦乐乎,“而一年之中,强半为他人作嫁衣裳”指的就是对他人的著作进行勘误和补充,此间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对于自己的作品,一旦临近刊刻,徐时栋就会格外严谨.如《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今存九卷,而信中所提为二十一卷,那么一个问题出现了,还有十二卷去向如何?据考究,另外十二卷并没有刊印,这可能也与徐时栋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有关,一方面,经他人之手不放心；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绝大部分还需再校,真正能刊印成册的只有九卷,因此,我们现在所见的光绪年间正式出版的《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只有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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