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和博弈中悖论结局,此文是一篇悖论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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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鉴于中国农村经济衰败,金融枯竭现状,并基于稳固基层统治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在全国范围倡导农业合作金融事业,构建由政府、城市金融机构、合作社组成的农业金融服务体系.三方主体为追求各自利益目标,在合作金融运行中形成合作和博弈并存的运营机制.各方主体利益目标和合作金融宗旨的偏离,最终导致合作金融衰退和蜕变的悖论结局.文章首次运用博弈理论,对此时期合作金融体系内部各方主体的合作和博弈关系进行微观分析,探析此时期合作金融服务体系运行质量.
关键词：合作金融；服务质量； 博弈； 悖论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打击之下,陷入严重危机状态.国民政府援引河北农村信用合作经验,在全国范围倡导农业合作,以达到“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目标.由于农业合作组织内部资金积累不足,专业合作金融体系尚未建立,国民政府选择借助商资办法,由城市金融机构向合作社提供贷款,形成以政府、合作社、金融机构为核心的多元化、多层次合作金融服务体系.关于此时期合作金融服务体系结构及运行机制,本人（康金莉,2010）另曾著文作专题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政府、城市金融机构及农民的积极合作,短期内推动了农业合作金融总体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农业合作金融事业的快速发展,但因三方主体利益目标和合作金融宗旨的偏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出现了阻碍合作金融发展,扭曲合作金融目标的悖论现象,最终导致了农业合作金融的衰退和蜕变结局.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农业合作金融发展及商资归农问题,已有多位学者（于永,2002；杜恂诚,2010；李金铮,2000；李金铮,邓红,2000；邹晓昇,2001；刘纪荣,2007；薛念文,2003；游本华,2008等）作了考察,但多限于发展历程及数量考察,而对其深层经济关系,则鲜有分析性成果出现.相关成果主要有：于永：《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金融救济之考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杜恂诚：《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式金融》,《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李金铮：《借贷关系和乡村变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地区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金铮、邓红：《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合作社的借贷活动》,《史学月刊》2000年第2期；邹晓昇：《20世纪 30年代前半期商业银行农贷活动》,《江海学刊》2001年第2期；刘纪荣：《论近代合作运动进程中的“商资归农”——以 20 世纪30 年代华北农村为中心》,《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薛念文：《1927-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活动》,《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游本华：《农村合作和金融“下乡”——1934—1937年赣闽边区农村经济复苏考察》,《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等.本文以翔实史料为基础,从理性经济人视角,运用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及博弈分析工具,对此时期合作金融体系内部各方主体行为做微观分析,论证此时期金融悖论的必然性,为当前中国农业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提供史鉴.
一、利益驱动和合作：国家、金融机构、农民合作关系分析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合作金融体系多层次、多元化发展模式的形成及合作金融的快速发展,为各方主体积极参和,相互合作的结果.从理性经济人角度分析,合作金融体系三方主体合作关系的形成,根本源于各参和人的利益驱动,即企图通过参和合作金融,获取各自利益最大化.
(一)国家行为分析
早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上台之初,农村经济尚未陷入危机,国民政府即将农业合作纳入“地方自治”建设体系,列为七项运动之首,“其他六项运动之进展,均有赖于合作运动以为之倡,”《救济农村经济首应提倡农村合作社》,《大公报》1932年10月29日.将合作事业视为实现控制农村的最有效工具之一,但始终未采取实质推进措施.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金融枯竭,危机深重,影响到政府统治基础.政府遂以救济农村相号召,在全国范围推进合作事业.故南京政府推进合作金融有两种动机,一为确立有效农村金融供给机制,解决农村金融枯竭问题,救济农村；二为通过信用合作组织,改变小农分散无组织特点,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有效控制,稳固统治.其中固然有复兴农村经济,缓解金融危机,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动机,但根本动机,乃为以合作金融为工具,达到稳固统治之目的.第一动机为第二动机实现之途径.但至抗战之前,并未建立全国性农业合作行政体系,即 政府并未直接参和合作组织之辅导设立,抑或合作资金之筹措和发放,农业合作组织主要在地方政府指导下,分散发展.
(二)农民入社动机分析
作为合作组织的主体成员和合作金融的救济对象,农民为农业合作金融体系不可缺少的主体之一.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虽自觉运用其行政影响力,倡导农民组织合作社,但此时期尚未形成强制入社制度,从法律层面,农民仍具有加入或退出合作社的自由.从实践看,此时期农民自发组织合作社非常踊跃,这可从合作组织数量的快速增加得以反映,从1931至1935年5年间,全国各类合作社数量由2796家增至26224家,年均增加4685.6社,根据秦孝仪编：《革命文献 85辑》, 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220页表格计算.发展速度为华洋义赈会指导时期的167倍.故从理性行为和利益最大化角度分析,农民积极加入合作组织,参和合作金融事业,除去受到政府行政力影响外,另有其利益目标.20世纪30年代,农村金融枯竭,缺乏规范融资渠道,致使民间借贷利率高涨,而且贷款困难,形成农民对低利贷款的诱致性制度需求.而国民政府在宣传农村信用合作制度时,对农民的承诺,即是通过合作组织发放低利救济贷款.对低利贷款的渴求,成为农民入社的最大动因.以低利贷款相引诱,降低了农村信用合作制度筹备成本,但同样是基于对低利贷款的渴求,使得农民在入社行为上存在很大盲目性,并未真正了解合作组织之性质,合作意识低下.
结论：关于悖论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双缝实验为什么恐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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