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户籍管制自增强机制,本文是一篇关于特大城市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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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外来人口较多的特大城市,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形成了一个局部正反馈的自增强循环机制.城市户籍管制越严格,能够享受排他性公共品的外来人口越少,非排他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就越高,由于外来人口向特大城市流动的原因主要在于追求更好的非排他性公共品,而不在于排他性公共品,因而严格的户籍管制导致外来人口进一步向特大城市流动,这又促使特大城市政府为了控制排他性公共品享受范围而进一步加强户籍管制.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使特大城市退出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农民工保留效用的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结构的转变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变为退出这一机制提供了契机,消化存量、引导增量的落户政策亦是必要举措.
关键词：特大城市；户籍管制；自增强机制；非排他性公共品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7）02-0055-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702006
收稿日期：2016-05-27；修订日期：2016-10-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制度冲突与协调问题研究”（15CJL033）.
作者简介：邹一南,经济学博士,**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
一、引言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2014年7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对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做出了总体部署,制定了按城市人口规模区分的差别化落户方针,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1亿人落户城镇的战略目标.从近年来的政策实践情况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已经基本放开,绝大多数大城市的落户门槛也已明显降低,而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作为外来人口主要流入地,其户籍管制程度却并未实质性放松,甚至还有所加强：特大城市中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数量近年来基本保持着持续增加的态势,新增非户籍人口数量多于落户人数；一些特大城市虽然建立了积分落户制度,但落户所需积分远超以农民工为主的普通外来人口的能力范围；一些特大城市推行的户籍改革仅局限于本地户籍人口范围,未涉及外来人口,取消本地区城乡户籍差别的政策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本地和外来户籍之间的壁垒[1].总之,特大城市仍然是现阶段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户籍制度实质上是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将排他性公共品的供给控制在本地户籍人口范围之内的机制,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无法与户籍居民平等地享受教育、医疗、社保和住房保障等排他性公共品.然而,一方面特大城市严控户籍的政策并未阻止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越是户籍管制严格的城市,反而也越吸引外来人口流入；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持续大量流入也使得特大城市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加强户籍管制,户籍管制在特大城市形成了一个局部正反馈的自增强循环机制.这一机制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如何退出这一机制?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解决特大城市户籍改革难题的关键,本文将试图对此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二、城市户籍管制：文献回顾
解释城市户籍管制的一个最有效视角是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公共品供给,其代表性文献是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的开创性研究[2].在蒂布特模型中,城市被抽象成一个税收和公共品的组合,人们通过“用脚*”的方式,选择到税收和公共品的组合令他们最满意的城市去居住,地方政府也相应地通过税收和公共品的组合展开对高禀赋人口的竞争.在此基础上,刘大帅和宋羽研究指出,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并不表现在税率上,而是表现在户籍门槛设置上,即一方面通过较高的户籍价值吸引高禀赋人口流入,另一方面通过高户籍门槛将非户籍人口排除在享受特定公共品供给的范围之外,以尽量压缩公共支出责任[3].瓦尔德森（Wildasin）的分析也表明,在分权制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设置一定的流动障碍,控制人口流入导致的地方公共品外部性,以保护本地居民的利益[4].地方政府主动选择户籍制度進行歧视性的公共品供给服从于自身的财政利益需要[5].对于这一类文献,虽然从控制地方公共品供给外部性的角度为城市的户籍管制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但未能将城市规模纳入分析框架中,没有揭示出我国特大城市和其他城市户籍管制政策走向差别的原因,即为什么同样作为控制地方公共品供给外部性的工具,中小城市的户籍管制趋于逐渐放松直至完全放开,而特大城市的户籍管制趋于不断加强.
汪立鑫等对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程度趋于强化的原因做出了解释,他们建立了一个城市政府户籍限制政策的解释模型,将城市GDP 增长率和城市户籍居民人均公共福利增长率作为城市政府在制定户籍政策时所考虑的主要目标,得出的结论是,公共福利初始水平较低的中小城市其户籍政策的自然走向是户籍门槛的不断降低直至消失,而公共福利初始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其户籍政策的自然走向则是户籍门槛趋于提高并最终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6].蔡昉和都阳将转型中的城市分为自我融资型城市和再分配型城市,自我融资型城市对经济活动的繁荣昌盛更加重视,对能够为本地经济做出生产性贡献的外来人口持欢迎态度；再分配型城市则积极寻求更高一级政府的补贴或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再分配,担心各种福利和补贴外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自我融资型城市,户籍管制政策的特点是“最低条件、全面放开”；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作为既有再分配来源又有自我融资渠道的城市,户籍管制政策的特点是“筑高门槛、开大城门”[7].王美艳和蔡昉也指出,特大城市户籍的高含金量和获得公共资源的社会化程度低是导致其户籍改革难度大的原因[8].这类文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特大城市户籍管制严格的原因,但分析框架实际上仍然是基于蒂布特模型,这使得研究忽略了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城市新增人口主要来自农村,保留效用很低,其流动模式遵循刘易斯二元模型[9]而非研究城市之间人口流动的蒂布特模型；二是中国的税制结构是以商品税为主,而非蒂布特模型研究的财产税,因而中国地方政府对提供城市税收来源的企业的重视程度要远高于个人,进而在政府目标中追求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远超对社会福利、公平等其他因素的考虑.但尽管如此,这类文献仍为我们进一步分析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提供了基础.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特大城市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中国2017特大城市名单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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