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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书卷多情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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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关注、学习王国维的文学研究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而从开始全面阅读王国维的著作并展开系列研究,至今也已整整十年.这十年中,我在反复研读王国维著述及相关学术史的基础上,撰写了数十篇论文,其中在《文学评论》发表两篇,在《文学遗产》发表四篇,其他多散见于《复旦学报》、《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人间词话疏证》以及两种评注本《人间词话》.2011年,我申报的《王国维词学和学缘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立项,70多万字的项目成果也将在明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十年辛苦不寻常,治学之艰辛当然不言而喻,但其中“发现”的快乐其实也时相伴随,这才是支撑我走过十年光阴的主要动力所在.

老实说,“著书”并不是我的最初目的.我研究的所有论题都是在读书中“读”出来,我只是在不断的读书中不断地发现问题,由此而尝试着去解决我遇到的问题,这样才有了我的一篇篇文章.而且,因为我对王国维的论著读得多,也读得细,所以往往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另一篇文章也在头脑中慢慢构思了,最多的时候同时写着三篇有关王国维的论文,这样一环套着一环,一篇连着一篇,就有点“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感觉.积若干年后,成果的数量才渐渐可观.所以,我对王国维及其词学的研究应该是从“无心插柳”开始的.当然,后来就有意识地规划研究格局了.

我坚守的研究原则是:尽量拓展他人未曾关注的领域,或者他人虽有研究但我有新的文献、新的发现,这样的文章我才会写.我不会刻意追求研究格局的宏大而填充毫无发明的东西.即使是一些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新材料或新观点,我也无意去写,低层次的重复,不仅浪费自己的生命,也浪费读者的生命.所以我的《王国维词学和学缘研究》虽然堪称篇制可观,但并非我一开始就建立了宏观甚至壮阔的研究体系,然后逐个完善,封顶而成,而是在一个一个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汇合而成.书中各章节一般都是先以单篇论文的方式在期刊上发表,接受学术界的批评,然后再调整体系格局,整合为专著.

事实上,就是这样耗费了十年心力的著作,我也觉得基本上处于“未完成”的状态,限于时间和学力,不少拟进行的专题未及撰成;已经撰写的,也时有惕若之心.我深知自己读书虽勤,但研究和撰述“兴会神到”的时候实在不多,倒是“含笔腐毫”的状态更为常见.在这种情况下,要完全达到自己预想的要求,真是遥遥无期.所以,遇到合适的出版机会,就把这些初具条贯的文章围绕着中心先行整合起来.也许早一点将拙著梓行于世以接受同道学者的审正,比简单的藏拙要更有意义.

我的王国维研究主要是从三个维度展开的:其一是王国维词学的本体研究;其二是王国维词学的学术史研究;其三是王国维的学缘研究.这三个维度从我的研究进程上来说,大致是前后相承的,当然也有一定的交叉,如学术史研究和词学本体研究就几乎是同时在进行,学缘研究则稍微滞后一点.即便是某一部分的研究,其研究思路和规划也是在研究过程中才逐渐明晰的.如关于王国维词学的本体研究,我也是在不断地思索中,才逐渐有所感悟,并渐成体系.我第一篇关于王国维的研究文章是考量“三种境界”说的原始语境及其为王国维引申后的意义指向.因为我在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时,曾有学生问到这一问题,我一时竟然无法予以精准的回答,这使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是看似知名度高其实透明度低的.后来又注意到王国维《人间词话》有手稿本、《国粹学报》本、《盛京时报》本的不同,三本对勘,能发现许多问题.譬如,手稿中前30则基本上是在传统诗话、词话的基础上进行引申、点评,真正谈到境界说是从第31则开始的,则“境界说”并非在王国维写作之前就考虑成熟,而是在边写作、边思考、边调整中慢慢形成的.王国维从手稿中选择若干则准备发表前,也很是踌躇.在第一次选择条目时,“境界说”仍未从其理论体系中凸显出来,直到第三次圈定条目时,“境界说”才从不同的地方汇集起来,并置于词话的前面.这些都很能说明问题.而王国维1915年在《盛京时报》发表31则本《人间词话》时,不仅缩减了论词条目,而且调整了理论指向.在《国粹学报》本中带有西学话语的条目,基本上被删除,而论曲的条目不减反增,这说明王国维更注重诗词曲的文体流变,也带着一种明显的“去西方化”倾向.我知道我的后一点说法比较冒险,因为《人间词话》一向被视为是中西美学思想结合的产物,我抽掉了——起码是减弱了西学的影响力,一定会遭受质疑.因为连钱钟书都说过《人间词话》“时时流露西学义谛”的话.但我考察《人间词话》的版本变化,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此.我在中华书局版《人间词话疏证》中曾撰有长篇绪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手稿的所有理论出处(包括明引和暗用)全部整理出来,其结论是确凿的:中国古典诗学才是其词学的主要源头,西学只是以话语的方式点缀其中、佐证其说而已.

王国维1903年才开始接触康德哲学,而此前两年都沉潜在中国古代哲学美学之中.当王国维在中西哲学美学中盘桓了数年之后,他已然发现中西之间主要是言说方式的不同,至其根本底蕴原本可以相通,而其觉得西学中凡是“窒碍”难解的地方,也大都是有问题的——这种感觉也直接导致了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的最终放弃.所以王国维其实是停留在中西哲学美学的会通处、契合处,钱钟书在《人间词话》中所发现的“西学义谛”其实也完全可以在“中学”中找到清晰的踪迹.所以我坚持认为,王国维中西会通的基石是稳健地扎根在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之中的.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就是,王国维早年虽然穿着西学的鞋子,但在思想上其实是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在这方面,我觉得不是我要把这样的想法强加在王国维身上,王国维自己的认识就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了,只是学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已.1914年,王国维在日本京都致信沈曾植就说:“往者十年之力,耗于西方哲学,虚往实归,殆无此语.然因此颇知西人数千年思索之结果,和我国三千年前圣贤所说大略相同,由是扫除空想,求诸平实.”王国维耗费了十年心力的西学研究终究还是落在了中国圣贤之“平实”上了,其以中国圣贤之思想学术为本位、为底蕴的意识乃是十分显豁的.这是对“往者”的追忆,实际上,王国维的这一顿悟在大约1905年左右就已经基本成型.我觉得王国维的这封信可以说明不少问题,应该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它至少对于我们全面考量王国维词学思想中的中学和西学的权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的王国维研究在敬畏之心、庄重之意、勤勉之态上,可以说曾无愧色,因为我很清楚学术在我心中的分量和在我生命中的意义.但实事求是地说,我的研究方法和观念不算新潮,甚至可以用“保守”来形容.我觉得对于一个将学术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的人来说,以下几点应该是值得重视的:

一、 重视语境和真实还原.前人言学,有如熊十力所说“根柢无易其固”的,也有如陈寅恪所说“同情之了解”的.前辈学者的核心意思是对原著、原文或某一具体观点要有忠实而深度的了解,就是不脱离基本语境,不用现代观点去扭曲或遮蔽古人,如果不能对古人的观点做到最大程度的理解,则所谓学术判断很可能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吾师运熙先生曾说:当一种学说长期被错误的阐释遮蔽或故意扭曲时,真实的还原、正确的解释就是一种创新.我觉得这话非常平实但极有力量,值得我们三思.我考察王国维的不少重要命题、范畴,都把“语境”放在重要的位置.如关于境界说,我一一查阅了王国维早年译述西学及日人著作的中对“境界”一词的使用情况,从而对“境界”一词在王国维的使用语境中的变化及其学说成型轨迹作了勾勒,这可能比一般意义的概念溯源要更契合王国维的心境.而关于隔和不隔、有无之境和无我之境等,我也在王国维的整个文学、美学背景中来进行考量,从而发掘出不少被障蔽的内涵.200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人间词》和《人间词话》手稿,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此前虽然也读过几种根据手稿排印的本子,但真正面对手稿,感觉还是很不一样,上面凌乱的修改痕迹,撰写的先后次序,时有时无的数字编号,以及圆圈、三角等符号都似乎给我留着一个又一个的疑问.我觉得这是体现王国维词学“最初一念之本心”的本子,一方面可以由此考察出王国维词学的原始形态,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其理论提炼过程的勘察,了解其理论斟酌演变的具体情形.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于接受王国维已经成型的词学思想,或者愿意了解王国维初始状态的词学.但对其如何由初始到成型的过程状态,因为有幸看到手稿的人太少,所以一般人只能停留在悬想状态.现在影印手稿本的问世,给有兴趣的学者提供了方便.当然,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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