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大城市摊贩治理行政化排斥和政治性接纳,本文是一篇关于排斥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排斥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中国和印度的大城市都存在规模可观的摊贩经济,通过对中国和印度的摊贩经济以及治理模式的观察,一方面发现中印大城市在摊贩治理上存在明显的相异之处,比如摊贩的弱组织和强组织、摊贩治理的去政治化和政治化、司法机构的弱卷入和强卷入,以及规制强度的高和低,另一方面,中印大城市在摊贩治理上又存在着相似性,比如正式制度对摊贩经济存在排斥取向、城市的“形象政治”和阶层利益冲突导致城市政府容易对摊贩经济执行“不欢迎”政策,同时两国大城市在摊贩治理过程都存在明显的执法寻租和贿赂行为.比较而言,中国和印度大城市在摊贩治理上分别走上了行政化排斥和政治性接纳的治理路径.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上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两国大城市政府在摊贩治理上的趋异性,而两国大城市政府对摊贩治理的趋同性则似乎根源于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增长体制和阶层利益冲突.
[关 键 词]中国 印度 摊贩 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中印大城市摊贩治理模式比较”（2015M581539）和华东理工大学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22201522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叶敏（1984-）,男,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讲师,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城乡基层治理、中印治理比较.
[中图分类号]F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6）03-0010-10
一、 中印大城市的摊贩经济及其产生
1. 中印大城市的摊贩经济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个国家在经济上都先后经历了大改革事件,目前都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由于两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在城市化发展快速推进的进程中,中国和印度都形成了众多人口规模相当可观的大城市.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和印度的大城市在城市的主流空间逐步展现出繁荣发达、现代光鲜和受法律保护的正规经济体系,但是在城市的非主流空间、边缘空间和缝隙空间则容纳着大量的“传统落后”、形象欠佳且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正规经济体系.城市摊贩经济是这种非正规经济的典型代表,作为一种非正规经济的子类,摊贩经济主要是指一种个体或家庭经营的街头贸易行为,一般难以得到正式制度的合法性确认.中国和印度的大城市都似乎是摊贩经济的“重灾区”,一些城市穷人和来自乡村的移民以此为生.截止目前,中国还没有全国范围内的摊贩统计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弥散分布于中国大中小城镇的街头摊贩的规模相当可观.在印度,有学者估计2005年印度的摊贩数量高达1000万左右,大约占到城市人口的2.5%.①2009年的一项普查提供的数字显示,印度大概有11%的城市就业人口,也即是约1440万人,通过在街头售卖物品和服务获取生计.②如果按照印度的比例估算（占城市人口的2.5%）,并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城市人口为基数,那么中国的摊贩数量将达到1664万人.而如果按照北京市2003年的测算方案,摊贩数量占到流动人口的8.8%,以2003年流动人口数量为基数,那么对应当年的中国摊贩数量就是1949万人.而如果按照2003年左右台湾地区的测算方案,摊贩数量占到就业人口的4.6%,以2003年中国的就业人口为基数,那么2003年中国的摊贩数量就高达3501万人.③此外,有学者在2009年撰文指出,中国摊贩的人口规模不少于3000万,但该项数据并没有说明根据.④这些估算数据可能都不是和真实相符的准确数据,但是都能够说明中国有着规模庞大的摊贩群体.
2. 中印大城市摊贩经济的产生逻辑
从摊贩经济的产生逻辑上而言,城市化进程中的正规就业不足、全球化的冲击、农村移民的生存手段、制度上的排斥、经营者的理性选择都是产生非正规的摊贩经济的原因.和中国不同,印度的工业化似乎大大滞后于城市化,造成城市化进程中正规就业岗位的严重不足,甚至有学者针对印度情况提出了“无就业岗位的增长”的概念.⑤对印度而言,更为严重的情况是,经济全球化对印度一些城市造成了去工业化的趋势,造成城市大量工人失业.和此同时,印度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彻底和农业基础设施的稀缺,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农业危机,在农业危机的逼迫下,许多农民进入城镇获取生计,最为方便的办法就是进行街头贸易.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分别有50%和30%的摊贩曾经处于正规就业状态,或者说印度的去工业化和经济调整使得城市工人进入摊贩经济行列.⑥根SEWA（自我雇用妇女联合会）对艾德迈赫巴德的经验调查也发现,50%的街头摊贩来自于纺织行业的失业工人.中国大城市也存在相当可观的摊贩经济,摊贩经济的产生原因也是多元因素的组合.和印度相比,中国的工业化更为成功,提供的正规就业岗位也更多.但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经济链条中并不具有优势,大量劳动力挣取的工资极为有限,他们的消费品很难通过正规经济来满足.所以许多中国学者都指出中国的摊贩经济的产生原因是城市化进程中对社会中低端需求的一种满足形式.①黄耿志在对中国摊贩经济的动力因素的分析中,将动力因素分为推力组和拉力组,推力组是将劳动者推入摊贩经济部门就业的外部因素,包括农村贫困、过度剥削的工作条件（包括低工资、拖欠工资、不自由、没前途和工作过度劳累）、失业、城市贫困、创业因素/企业家精神,拉力组包括自由自治或灵活性、不错的收入和仅够生存的收入.在对广州200名摊贩问卷调查后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推动劳动力进入摊贩经济最主要的两个原因是过度剥削的工作条件和农村贫困.②
二、 中印大城市摊贩治理的相异之处
1. 摊贩的弱组织和强组织
中国和印度在摊贩治理时,国家所面对的社会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总体而言,中国的摊贩经济内部处于一种近似“一盘散沙”的弱组织状态,而印度摊贩经济的内部纽带则更为强劲,处于一种局部“攥紧拳头”的强组织状态.在印度,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摊贩协会较为常见.比如,成立于1972年的自我雇用妇女联合会（SEWA）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它以捍卫妇女摊贩的权益为使命.1998年,印度全国性的摊贩组织NASVI（印度国家摊贩协会）在艾德迈赫巴德成立.到2010年,NASVI已经在全国22个邦发展超过350个分支性摊贩组织.地区性的摊贩协会,比如“孟买小贩协会”（Bombay Hawkers Union）拥有会员60,000.而且还有10多个总部设在孟买之外的摊贩组织.加尔各答的摊贩组织是HSC.在印度,有相当部分的摊贩经营者加入了摊贩协会组织.根据CUE（Centre for Urban Equity）的一份基于对艾德迈赫巴德街头摊贩调查的工作论文,在被调查的200个街头摊贩中,有29%的人被组织起来了.③一般而言,印度的摊贩协会组织起到多方面的功能,主要的功能是内部秩序维护和外部和政府的沟通谈判.比如,加尔各答的摊贩组织HSC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功能：一是作为街头摊贩的监护者,和市政的基层机构进行谈判；二是限制特定区域的摊贩数量.HSC阻止新进入的摊贩,以使现有摊贩的利润不受影响.④目前而言,印度的摊贩协会组织已经成为影响政府政策议程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比如,1998年成立的印度国家摊贩协会（NASVI）曾对当局就摊贩监管的某些议题,譬如对妇女摊贩权益保护（NASVI）采取支持性政策发挥积极作用,尤其对2004年印度国家摊贩政策的出台作出了贡献.⑤又比如,在2005年总部设在加尔各答的HSC摊贩组织参和了一次政府组织的摊贩调查,当这次合作调查开展后,HSC的参和者很快发现政府会在没有安置的情况下减少摊贩数量.在知悉这种情况下,HSC采取了两项针对性措施,一方面,HSC的成员开始干预调查员,让他们不那么容易获得准确数据,另一方面,HSC组织了一个针对性的调查,对分布于21个交叉路的2350个摊贩采集了样本,并且在加尔各答市两位经济学家的帮助下做了技术性分析.通过这次和政府的博弈,HSC掌握了一定的政策话语权.⑥和印度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摊贩经济多处于一种“散兵游勇”状态,摊贩之间虽然也存在一些社会网络,但是这些社会网络处于一种碎片化的未整合状态.城市一些区域的摊贩经营者之间可能是亲戚或老乡关系,但是能够超越这种传统社会网络跨区域甚至全国性的新式摊贩协会组织是不存在的.当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中国摊贩经济强组织的“特例”,比如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摊贩经营者之间是高度组织化的,这大大加强了他们在陌生城市中的生存能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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