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对慈善*现代转换,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亚当·斯密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亚当·斯密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亚当·斯密结合现代社会人之生存境遇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人性、民生、素养三个视角分析了慈善*的道德取向和建构因素,提出了一种适宜于当今时代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构建,以及个体道德人格完善的慈善*观.斯密慈善*建立在对底层利益和权利尊重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从个体“罪责”向“同情”,从政府“恩赐”向“责任”的转换,在“治表”和“治本”的视域中增添了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亚当·斯密；慈善*；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2-0141-04
慈善*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一个新生长点,近年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学者们从同情、道义或责任等传统路径探讨慈善*的不胜枚举,透过这些宽泛的概念范畴,人们不禁发问：是否存在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慈善*理论?亚当·斯密的学说将对现代境遇中慈善*的建构有所启迪.基于人性的洞察力和对现代社会特征的深刻理解,亚当·斯密对传统慈善观进行了批驳,提出了一整套不同于以往的慈善*观,创设了一条符合现代社会历史情境和人之生活状态的慈善*建构路径.
一、同情是慈善*的逻辑起点
古希腊神话中循环往复的因果观是慈善文化的思想萌芽.到公元前6世纪左右,西方慈善文化的*原则开始形成.早期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认为,生成和消亡共同构成了世界的运动,事物生成的过程对“无定”造成了损害,根据“有罪责”（aitia）的必然性,它必须回归“无定”作为补偿.与阿那克西曼德的“补偿罪责”原则相似,赫拉克利特提出了“判决和处罚”的原则,他认为,万物的生成与毁灭起源于“火”,火在升腾之中判决和处罚着万物,万物要依照客观的偿还自身生成时对“火”所造成的损害.苏格拉底的人生哲学奠定了慈善*的道德基础,提出“无人有意作恶”.他认为,未能审视的人由于得不到善的知识,才使得自己的灵魂沾染上了疾病.中世纪,基督教的“原罪”论把慈善的动力源泉归于上帝的启示,提倡“爱上帝”,积极行善.奥古斯丁认为,人生的最终归宿是脱离罪恶的尘世,进入幸福的天堂.可以看出,在个体慈善的动因上,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是一种世界秩序（或是理性）,基督教认为是上帝的意志,两者的缺陷是忽视了个体内在的真实情感.
与以往的观点不同,作为18世纪英国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主张人的主体价值,认为人的情感能够成为道德发生的基础,慈善来源于人的天然的同情心.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开篇即断言：“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命运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之外,一无所得.”[1]（p.5）在他看来,即使是罪大恶极的人,也不会完全丧失同情心.同情心不仅出于本己,还是人与人之间的通感机制.休谟认为,印象与观念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斯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同情共感机制,个体通过想象可以感受别人的情感,从而发生共鸣.这也打通了个体与社会情感的界限,使同情心能够扩展为社会道德心理的共享机制.“通过想象,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到自己忍受着所有同样的痛苦,我们似乎进入了他的躯体,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像是一个人,因而形成关于他的感觉的某些想法,甚至体会到一些虽然程度较轻,但不完全不同的感受”.[1]（p.6）斯密认为,宽宏而富有同情心的人对弱者的怜悯情感之中混合着一种“热爱”,这些极端仁慈的人拥有一种普施天下的深沉的悲悯之心.他们“对深重痛苦的同情是非常强烈和真诚的等甚至为一个悲剧的演出而流泪.”[1]（p.50） 斯密举例说,一个执拗的罗马天主教徒竟出于怜悯心,救出了一些他曾经认为有责任毁灭的新教徒.在斯密看来,真正的慈善能够跨越种种世俗的隔阂和偏见,是人人都能拥有的一种普遍仁慈,而不再是某种沉重的心理负担或律令.这种慈善观是对生命的尊重,是充满人性光辉的同类相怜.
不过,斯密没有因为主张发于内心的慈善就否定人的利己心.他认为利己心与同情心一样是与生俱来的情感,能够不依赖于外界因素而获得自明性.斯密指出：“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1]（p.101）在他看来,利己心是真实存在的心灵感应.人们“不会为了落在别人头上的痛苦而去设想那必然使当事人激动的激情程度.那种使旁观者产生同情的处境变化的想象只是暂时的.认为自己是最安全的,不是真正的受难者的想法,硬是频繁地在他的脑海里出现.”[1]（p.21）斯密认为,商业社会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在商业社会,市场成为一种人与人的*,每个人都得自己提供劳动成果,并在与他人的交换中获得自己生存发展的必需品,因此,自利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2]（p.28） 斯密认为,利己虽然不那么高尚,但却是正当的；同情心是道德发生的基础,但仅有同情心也不足以维系人的道德信念和慈善行为.同情心作为一种道德本能从古至今依然存在,只是在商业社会个体不得不关照自身的利益,出于安身立命的考虑,同情心的施予方式和程度发生了变化.斯密对利己心与同情心的客观分析,是现代社会慈善观的理论前提,这意味着现代慈善不是外部的道德责任,而是出于本己的道德选择；现代慈善不可避免地要求有一种社会层面的调节机制,也就是他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来实现补偿.斯密对饥荒时期的“短缺”有着深刻的体味,他主张的“市场”实则是出于一种摆脱普遍匮乏情境的道德选择.
虽然斯密强调现代慈善发端于个体情感,受市场自发机制的影响,但他并不否认社会风尚、国民素养是慈善事业健康运行的非正式保障.他认为,人生来具有利己和同情的倾向,风气和习惯是影响道德情感的重要因素,正义、文明的社会风气能够促进人心向善,使人具有“正义、谦虚、人道”等美德.“在文明的国家中,以人道为基础的美德得到比以自我克制和对激情的控制为基础的那些美德更多的培养.”[1]（p.259） 反之,不良的风气可能使人失去慈悲的情怀,甚至是人之基本的同情心.“那些不幸在*、放荡、虚伪和非正义之中长大的人,虽然没有完全丧失对这种行为的不合宜性的感觉,但是,完全丧失了对这种可怕暴行,或者它应当受到报复和惩罚的感觉.他们从幼年时起就熟悉这种行为,习惯已使他们对这种行为习以为常,并且非常容易把它看成是所谓世之常情的东西.”[1]（p.254） 在他看来,同情心只是慈善得以产生的道德基础,现代慈善能否持续健康运行,人之生活的社会环境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社会信念才是慈善*的内在支撑.“与其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动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1]（p.106） 换言之,慈善与正义是一脉相承的,只有出于本己的正义的慈善才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反之,出于外在考量的伪善则不应过分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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