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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座次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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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某偏远农村学校——四川芥县云乡学校中,教室内的座位安排并不是随意的:八年级以“榜样塑造”为目标,按照“中心-边缘”规则进行座次编排;九年级依据毕业升学预期能力和职业选择倾向,进行“前排-后排”相区隔的“功能分区型”座次编排.个体在教室场域中不断确证自我的身份认同、形成不同的学习体验、趋向不同的群体聚合、内化不同的行为塑造,进而达成学校对不同学生职业选择的主体性分流和机制性筛选.通过座次的筛选与分流,事实上提早将教育轨道内部的筛选与个体身份认同、职业选择相互勾连,从而使隐藏在底层学校中的教育再生产逻辑得以展开.

关键词:座次;身份认同;职业选择;底层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9-0077-14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获得”研究因为忽视“教育过程”的深度展示而引起了国际教育社会学界的广泛批判,进而迫使教育社会学开始由“教育获得”研究向“学校教育过程”研究转变.教育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也开始从对“教育入学机会”的研究逐步过渡对“学校教育组织和过程”的研究,进而达至对“教育效应”的研究.其中,“教育入学机会”的核心是研究各级各类学校的入学机会;“学校教育组织和过程”的核心是研究学校组织的结构、功能、运转、学业分流与教学分组;“教育效应”的核心是研究个体社会化的结果和教育的社会效果.三个层面依次递进且逐层深入,即:第一个层面在起点意义上探索教育的机会公平问题,进而过渡到对学校组织和过程的研究;第二个层面是教育现象之间影响机制的呈现和分析;第三个层面是根据经验研究材料所积累的成果来构建理论和形成解释1.

显然,“起点”层面的入学机会,尤其是基础教育段入学机会逐步被中国公众满足的当下,以“教育公平”为核心研究主旨的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需要过渡到对“学校教育过程”和“教育效应”的研究之中.事实上,中国教育更为隐秘和深刻的不公平也恰恰内隐于学校组织的日常过程之中,学校日常化运作中的每一个分解过程以其看似平常的合理惯性勾连起了中国教育公平的危险内环,进而再生产出更为复杂的社会不公平.本文尝试以“座次”、“身份认同”与“职业选择”为互动和递进的三层理论观察点,试图呈现城镇化背景下中国西部农村寄宿学校中隐秘的、微观的再生产发生机制,并在细致探讨“学校教育组织和过程”与“教育效应”的经验研究材料基础上构建理论,形成解释性的机制分析.

一、中国农村学校中的政治:再生产隐性机制

在中国农业人口大量流入城镇并实现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农村学校和城镇学校面临着完全迥异的教育现象:一方面,农村学龄人口不断下降,致使农村学校规模逐步缩小.2001年以来,强烈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刺激,使地方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大量镶嵌在村落空间中的“乡校”被行政权力直接剥离出来,而重心上移至城镇.尽管如此,在“就近入学”的大原则下,部分位于乡村的学校为满足当地农家子弟读书需求依然得以保留.因为学龄人口不断萎缩,这批被保留下来的农村学校必须应对小规模办学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人口大量向中心城镇集聚,城镇学龄人口出现结构性大规模增长,使得城镇教育压力重重,学校规模扩大和学校中的大班额现象日益凸出,尽管政府采取了新建、分流、限制等多种措施,但这些城镇学校依然面临大规模办学的教育承载能力方面的复杂挑战.

在城镇,特别是大城市中,面对不断涌入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的就读洪流,学校管理者往往会采取“编班”的政治策略——将本地户籍人口子女与外来流动人口子女通过空间区隔开来:一方面,防止外地和本地户籍两个不同学生群体相互冲突;另一方面,则方便学校教学与日常管理.这种“编班”事实上使阶层认同提前发生在个体社会化的预期习得阶段,即在尚没有真正进入到社会之前的学校内部,就通过“编班”的空间区隔策略让个体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地形成了明确的社会阶层认同意向,城镇学校在履行促进个体“阶级上升流动”的筛选功能同时,也发挥着促进“阶级再生产”的循环功能.

在中国农村学校中,通过“编班”而进行阶级区隔的政治策略显然并不具备现实基础,适龄人口数萎缩使诸多农村学校多个年级只能进行小班额教学,每个年级仅仅只有1个班的尴尬现实使“编班”的政治策略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更微小的政治艺术——“编座”.如果说“编班”事实上是城镇学校产生不平等和进行阶层再生产的主要发生机制,那么“编座”则是农村小规模学校内部组织产生不平等和进行阶层再生产的主要发生机制.学校根据其自身被期许的社会需求,在下一代身上再生产出上一代在权利和资源分布上的不平等,同时也生产出不同层次学校主流性的价值期许.在笔者对中国中西部若干农村地区的数次田野调查中,发现在主要生源是留守儿童的小规模底层乡校内部中,每个年级仅有一个班的客观事实往往只能通过“编座”的方式来凸显学校管理者们的主流教育价值选择:一是确保在校学生稳定不出事;二是尽量使本校学生能考上被社会普遍认为更有前途的普通高中,而不是入读前途渺茫的职业学校.

本文的田野观察点是中国西南地区某留守儿童为主体的偏远农村学校——四川芥县“云乡学校”1.云乡学校空间中最常见的、必不可少的当然是教室,教室是达成学校系统正式目标最正式的基本单元,在这个单元中,一切公共行為都或隐或显的传递着社会意志和学校目标,诸多底层孩子们终其一生的个体动机和行为选择多发端于此.乡校教师,作为国家公共符号和学校主流文化的代表,与这些孩子共享教室内的空间.该空间的意义通过教室内复杂的秩序博弈而凸显出来:空间内的景观布局、座次的公开安排、区域的功能性划分、学生群体的空间分异、空间距离基础上符号意义与关系意义的构造等等,不同位置的空间有不同的期待,空间拥有者日渐形成与被期待扮演的角色相一致的思维与身份认同,并最终形成教室内公共活动所需的秩序,进而实现复杂的目标达成:因为服务对象的同质性,底层乡校较之于城市学校,会更重视村落集体舆论评价下的成功和与城市学校比较下的标准化成绩.日常多功能的目标实践在云乡学校最后更多演变成为了“集中资源将期待置于少数成绩优秀的学生身上”,主角效应被不断夸大,学校最终通过个别优秀学生达成在“消费”意义上所需的学校成绩.云乡学校校长在每周全校教师工作例会上如数家珍般询问每个年级 “苗子”的学习近况,并叮嘱班主任一定要给为数不多的几个“苗子”创造最优的条件和环境,以保证普高的升学率(主要是害怕被其他同学影响或带坏),此时,学校内部的再生产格局其实已经明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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